肆、上北京告禦狀

楊乃武無辜蒙冤後，其家人一刻也沒有放棄營救的希望。其妻詹彩鳳剛剛分娩產下長子，行動不便，其姐楊菊貞不顧舊時女人不便拋頭露面的習俗，外出多方打探，還親自跑到倉前鎮找到“錢記愛仁堂”藥鋪，經詢問錢坦的母親姚氏和愛仁堂的夥計後，得知他們藥鋪從來沒有賣過砒霜。楊菊貞知道弟弟冤枉，發誓拼死也要挽救弟弟性命。

不過能不能成功翻案，楊菊貞心裏也沒底。她特意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廟求簽，占蔔命運。結果求到一支簽說：“荷花開處事方明，春葉春花最有情。觀人觀我觀自在，金風到處桂邊生。”測字先生解解釋說，到荷花開時，冤情可以洗刷，桂花開時，人就可以平安歸來了。她又去扶乩，批了兩句詩說：“若問歸期在何日，待到孤山梅綻時。”都是說楊乃武還有救，這給了楊菊貞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而獄中的楊乃武得知案情已經上報朝廷後，知道刑部批復一旦下來，那就是鐵板釘釘，再無翻案可能，自己的人頭就此落地不說，還永久地背上惡名，連累家人。一想到莫名其妙地遭此大難，他又不甘心起來，便在獄中寫了一張申訴狀，說自己是遭小白菜攀誣在先，被審判官屈打成招在後。在申訴狀中，楊乃武列舉了八大疑問：如為何不讓他本人與“錢寶生”當面對質；如果他與小白菜有奸情，他又怎麽會有意提高房租迫使她搬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楊乃武還在申述中大力攻擊了小白菜，甚至編造了許多並不存在的謊言：如說小白菜與余杭糧胥何春芳有不軌行為，楊乃武發現後告訴了葛品連，葛品連為此打了小白菜，小白菜從此對楊乃武懷恨在心，所以才攀誣與其通奸謀毒；又說知縣劉錫彤之子劉子翰與捕役阮德曾經向楊乃武敲詐勒索錢財，因未能得手，一直尋機報復，於是就誣陷楊乃武與小白菜偷奸。這些故事都是楊乃武臨時捏造出來的，一是可以報復小白菜對他的誣陷指證，二來可以證明小白菜與自己早有嫌隙，有誣陷的動機，翻案更加順利。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將為這些謊言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張申訴狀寫好後被楊乃武的家人分抄送到杭州各級衙門，包括浙江巡撫和浙江按察使司，但基本上石沉大海，毫無動靜。楊菊貞見地方官員根本不重視，終於決定去北京告禦狀。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楊菊貞帶著弟弟楊乃武在獄中寫就的申訴材料，踏上了赴北京的漫漫長路。同行的還有楊乃武嶽父家的長工王廷南和王阿木。三人先從杭州到上海，再從上海乘輪船到天津，再從天津走陸路，歷時二十余天，這才到達北京。

因為女子不能出面，楊菊貞不得不委托長工王廷南到都察院遞交申訴材料。遞交之前，需要先將遞交人情況報告給都察院。不料王廷南走到都察院門口時，突然害怕起來，無論如何都不敢進去。王阿木只好冒稱自己就是王廷南，代他遞交申訴狀。

都察院接到申訴狀後，認為楊菊貞、王廷南等人違反律制越級上告，不予受理不說，還派人將三人押解回鄉，嚴厲警告三人不準再告。不過，都察院作為最高監察機關，也不是全無作為，還是下了一紙公文給浙江巡撫楊昌浚，要他重新復審此案。楊乃武、小白菜案在當時看來是大傷風雅的事情，楊昌浚不願意理會這等案件，也不覺得案情有什麽可疑之處，便將案情轉交給杭州知府陳魯復審。陳魯裝模作樣地又傳訊了地保王林、房東王心培等證人，結果跟原審無異。楊昌浚按照原審判決上報都察院。都察院見復審沒有發現什麽疑問，便同意結案。

在這期間，楊菊貞多次到倉前鎮“錢記愛仁堂”藥鋪找關鍵證人錢坦，也就是所謂的“錢寶生”，聲淚俱下地請求他能站出來說實話。錢坦不敢招惹知縣劉錫彤，為了避免楊菊貞糾纏，幹脆躲了起來玩失蹤。楊乃武家人還多次去找原告葛品連的母親喻氏，請求她撤訴，並願意以黃金地產酬謝。但喻氏一是想為兒子報仇，二是畏懼官府勢力，沒有答應。分娩不久的楊乃武妻子詹彩鳳多次帶著繈褓中的孩子到衙門哭訴冤情，均無結果。

本來這件案子看起來已經毫無扳回的希望，但卻意外因為媒體的介入而有了轉機。案情發生後的第二個月，新創刊不久的《申報》（由安納斯脫美查等英國商人創辦於同治十一年，是中國最早的報紙之一）便對案件作了報道，開始還是作為地方上的桃色刑事案件來寫，不過是要娛樂一下大眾。但後來隨著案情反復審理，甚至都察院都介入了，《申報》開始作大版面的跟蹤報道，一時之間，浙江和北京兩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此事，這其中就有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