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王亶望之能事（第4/7頁）

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王亶望還對朝廷重臣於敏中等人大肆行賄。當時上下交結、官官相護是官場的風氣，加上於敏中素有貪名，一向廣收地方官員賄賂，多有貪贓枉法的行為，當然也來者不拒。也正是從這個時候，王亶望與於敏中結成了一種穩固的聯盟。凡朝中有任何風吹草動，於敏中都及時派人向王亶望通風報信，這點成了後來王亶望久貪不敗、屢次化險為夷的關鍵。

巧的是，就在當年七月，宮廷太監高雲從泄露乾隆皇帝在首府記載上機密批示事發，乾隆皇帝震怒，下令將高雲從交刑部嚴辦。高雲從供認是應於敏中所求，才打探首府記載批示一事。之前，高雲從家人因強買土地吃了官司，是於敏中出面，找舜天府尹蔣賜啟疏通，高家才打贏了官司，因而當於敏中來找高雲從時，高雲從處於報恩的目的答應了。乾隆皇帝立即召來於敏中詢問，於敏中不得不自責認罪。部議決定，革除於敏中所任職務。但乾隆皇帝依舊恩寵不衰，親下詔書從寬處理，於敏中繼續留任原職，成為乾隆一朝擔任軍機處首席大臣時間最長的漢人官員。而高雲從則沒有那麽好的運氣，因泄露宮中機密被砍了頭。

自古以來，皇帝最忌外臣交結內廷，於敏中這件事也不是對乾隆全無觸動。試想想看，於敏中身為軍機大臣，在外朝深孚眾望，現在竟然連眼線都伸到了內宮，豈不是一種有力的威脅？乾隆皇帝認為該是加強對軍機處控制的時候了，不然將來難免尾大不掉，他開始著意物色新的心腹人選。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年輕的和珅進入了他的視線，開始走上了政治舞台。

當年十月，王亶望上任半年後，上奏說甘肅安西州、肅州及內外各屬六個月內捐監生員一萬九千零一十七名，收監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余石。因為數目太大，乾隆皇帝接到奏報後當即起了疑心，特意下了一道諭旨，一方面表揚王亶望辦事認真，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所謂的“四不可解”：第一，甘肅百姓貧窮窘困，怎麽會有多達二萬人捐監？如果是外省商民到甘肅報捐，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為什麽會舍近而求遠呢？第二，甘肅省素稱土地貧瘠，本地糧產尚不夠百姓食用，又怎麽會有這麽多余糧供人采買呢？如果說是商賈從別省搬運到甘肅捐監，也不合常理，因為加上運費，花費巨大，商人怎肯為此重費捐納呢？第三，現在半年收捐監糧八十余萬石，一年則應有一百六十余萬石，如此下去，年復一年，糧食越來越多，不免因時間長久而變質，將來如何食用？第四，每年開春時出借種子口糧需費甚多，如不開捐，則不得不采買，歲需價銀一百余萬兩，但是，此谷畢竟系購自民間，與其斂余糧歸之於官倉，再出借給百姓，何不多留米谷於民間，任其自行流通？

這“四不可解”，實際上是乾隆皇帝擔心地方捐監再次發生舞弊，因此他要求總督勒爾謹將此“四不可解”查實回報。

此刻，勒爾謹已經知道王亶望所報的八十余萬石監糧完全是紙上談兵，而監糧折色的銀子都集中在蘭州府存貯，並沒有用來買糧歸倉，官倉中實際上一粒監糧也沒有。但事實既成，不說別的，單說恢復甘肅捐監一事就是由他本人奏請，他如果要向皇帝舉報捐監舞弊，首當其沖要追究的官員就是他自己，而不會是王亶望。考慮到種種利害關系，勒爾謹不得不認可了王亶望的所作所為，還向王請教如何應對皇帝的“四不可解”。

在王亶望的授意下，勒爾謹回奏乾隆皇帝說：“甘肅的報捐者大多是外省的商人和百姓。自新疆開辟後（指乾隆皇帝派兵平定新疆），新疆與內地的商品流通日益增多，因為路遠物稀，商人們從中獲利豐厚。而甘肅安西、肅州為邊陲門戶，為商人們必經之地。這些商人就近買糧捐監，其實比遠赴京城捐監更為方便，所以報捐者很多。而甘肅雖然貧瘠，但連年收成豐稔，導致本地富戶余糧頗多，剛好可供捐生采買，不必再到他處運糧。”

經過勒爾謹的解釋後，乾隆皇帝的疑惑稍解，但仍然提醒勒爾謹、王亶望說：“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當可也。”於是，王亶望這套陽奉陰違的把戲首次順利蒙混過關。當年，他又虛報甘肅發生了大旱災，假模假式地聲稱要在全省賑濟救災。

清朝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救災制度，一旦確認災情，就要立即啟動相應的賑濟機制。賑濟，即指無償救濟災民。賑濟的主要物質當然是糧食，若糧食不足發放可銀米兼給或以米折銀。賑濟的實施也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次第分為正賑、大賑、展賑。正賑又稱急賑或普賑，凡地方遇到水災、旱災，不論成災分數，不分極次貧民，即行發賑一個月。大賑在正賑之後，對於那些成災十分嚴重的地方，對極貧者於正賑外加賑四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個月，若地方連年災歉，或災出異常，須將極貧者加賑五六個月至七八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四個月至五六個月。展賑則在大賑之後，指若是災區百姓生計仍然艱難，或次年青黃不接之際災民力不能支，可臨時奏請再加賑濟一至三個月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