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王亶望之能事（第2/7頁）

甘肅停捐之後，為了解決當地軍民的吃飯問題，戶部每年均需撥銀一百數十萬兩。但即便如此，全省仍然缺糧，糧價奇高。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陜甘總督勒爾謹、陜西巡撫畢沅聯名上奏，聲稱甘肅地瘠民貧，時有災荒發生，百姓經常需要朝廷的救濟度日，而甘肅官倉糧食儲備素來不足，希望皇帝能夠準許在肅州（轄境相當於今甘肅酒泉、高台兩縣）、安西（轄境相當於今甘肅玉門市及安西、敦煌兩縣）二州恢復捐監舊例，通過捐納的方式來增加官倉糧食儲備。

當時，管理戶部的是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他認為勒爾謹、畢沅所奏確為實情，如果能恢復甘肅的捐監，讓有財力的人交納豆麥捐為監生，於國於民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力勸乾隆皇帝同意勒爾謹等人的奏請。

於敏中，字叔子，一字仲常，號耐圃，江蘇金壇（今屬江蘇）人。其兄於振是雍正元年（1723）狀元，於敏中本人則是乾隆二年（1737）的狀元，時年才二十四歲，為清朝歷史上最年輕的狀元。其人少年得志，聰慧敏捷，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乾隆皇帝喜歡吟詩作文，往往是口誦之後，由近臣代筆。於敏中陪侍在皇帝身邊時，只聽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正因為才幹超群，於敏中長期受乾隆皇帝的寵愛，仕途一帆風順，官越做越大。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擔任軍機大臣，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世時，在軍機處任職近二十年，堪稱乾隆時力秉鈞軸的重臣之一。他一生中最大的貢獻，是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親自領導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

不過，於敏中文才出眾，官高位顯，為官卻並不廉潔，是當時有名的貪官。乾隆是清朝第一個靠秘密建儲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無自己的勢力和親信，執政初期為坐穩皇位費盡了心思，因而大權在握後，喜歡乾綱獨斷。又自詡“明君”，公然宣稱“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其身邊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輩。有人評價說：“訥親橫，於敏中貪，傅桓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進旋逼，緘默取容而已。”可見於敏中的貪名是何等顯著。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共有三十五個兒子。在圍繞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皇子們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奪和傾軋，造成了諸多骨肉相殘的悲劇。機變狡詐的皇四子胤禛終於在殘酷的鬥爭中勝出，是為著名的雍正皇帝。雍正登極後，為了避免康熙一朝爭奪儲位的廝殺再次出現，想出了一種“秘密建儲”制度——即皇帝在世時，既立太子，又不宣布，只由皇帝親自將所立儲君寫成諭旨，密緘於特制的匣內，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這一秘密與公開相結合的制度為清朝所獨有，對於緩和皇權鬥爭、鞏固時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乾隆皇帝弘歷為雍正第四子，是清朝秘密建儲制度後第一個接位的皇帝。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員，宣布說：“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清朝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正大光明”匾系其親筆禦書）禦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鹹宜知之。”（《東華錄》）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圓明園暴斃。莊親王允祿等王公大臣從“正大光明”匾額後取出密詔啟開，密詔上寫著弘歷的名字，即由弘歷繼位，是為乾隆皇帝。

由於軍機處地處中樞，於敏中長期把握軍機處要職，其交結內侍、收受賄賂、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給朝中風氣帶來極壞的影響。前面提過，乾隆時期捐納盛行，於敏中趁機以權謀私，想要捐官者送給他的紅包多，便能辦得快，且謀到實缺，不然門檻重重。他還在辦理過程中大肆訛詐，向捐官者索要好處。有人變盡家產，也無法捐得個一官半職。由於於敏中長期得到乾隆皇帝的器重，朝中竟然無人敢在皇帝面前揭發他的所作所為。他從中積極斡旋甘肅捐監一事，想來也必然事出有因。正因為乾隆皇帝對於敏中極為倚重，因而經過慎重考慮後，便欣然同意了陜甘總督勒爾謹、陜西巡撫畢沅的奏請，批準在甘肅肅州、安西二州恢復捐監。

當時甘肅布政使為尹嘉銓（後因請準其父隨祭孔廟惹怒乾隆皇帝，被羅織文字獄處死），是當時頗有名望的道學家。乾隆皇帝顧慮到之前甘肅捐監屢有積弊發生，認為重開捐監“必須能事之藩司，實力經理，方為有益”，特意將“謹厚有余，而整飭不足”的尹嘉銓調回京城，另外選派自己素來賞識的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專門負責捐監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