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王亶望之能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下諭旨批準陜甘總督勒爾謹在甘肅如例收納監糧的請求。此時的乾隆自然想不到，這是一道日後令他追悔莫及的諭令。

清朝的捐監制度始於順治六年（1649），至康熙四年（1665）已經成為定例。到了乾隆皇帝即位時，捐監實行多年，已經是弊端重重。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下令罷除一切捐例。但不久後廷議時，群臣認為捐監為士子應試之階，請求允準戶部收捐，收監糧以備各省賑濟，乾隆皇帝同意，但只保留了折色捐監（折色，即將該收捐的糧食折價成銀鈔布帛或其他物產）。不過因為只有戶部有收捐的權限，因而此項措施對增加糧食儲備的效果並不明顯。到乾隆三年（1738）時，乾隆皇帝將捐監的權限劃歸各省，由各省總督或巡撫主持捐監，但又規定改折色捐監為征收本色（米麥稱為“本色”，指只能直接收捐糧食）。

按照乾隆皇帝的打算，原本計劃各省捐谷三千余萬石。遺憾的是，捐監收糧的權力下達到各省地方後，實行得並不順利。這是因為朝廷只準地方收捐本色糧食，但地方收了糧食後，還要面臨儲藏的問題——“地方有司每以歲久黴變，易罹參處，折耗補數，貽累身家，一見積谷稍多，即為憂慮”（《歷史档案著各省將采買補倉及納谷捐監一概暫停事上諭》）。這樣，地方官員為了避免因糧食發黴損耗引發的補償，對征收本色往往積極性不高。

在這期間，不斷有捐監案冒出，大多是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在經辦捐監時私收規禮（舊時官吏﹑差役憑借便利，巧立名目的慣例性收費）。比如乾隆七年（1742）福建捐監“經收各員於部定倉費飯食之外，每名索取規禮二三十兩至四五十兩不等。查每名監生，統計捐費不過百十金，今公家收其二，官吏取其一，雖曰減價，其實加價”（《清高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最後查明涉案官員共收規禮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六兩。地方官員大收規禮，無疑大大提高了報捐的標準和門檻，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報捐人數的減少。

更有甚者，還有地方官員私自將征收本色改為折色。比如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陽、潮陽二縣縣令私收折色案發。當時海陽縣報捐四萬三千八百石，實儲倉谷三萬一千三百余石，潮陽縣的倉儲則只有報捐的十之二三。兩廣總督馬爾泰認為二縣縣令改本色為折色情有可原，“多有先收折色為將來買補地步，以避黴變，以冀余平之意”，因此只下令二縣縣令補足倉儲即可。乾隆皇帝得知後，對馬爾泰的處理大為不滿，認為：“各省納粟準做監生，原為豫籌積貯，以裕民食起見。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開捐納之例矣。在州縣之私意，不過目前希得余平，將來又可免於折耗。不知年歲豐歉，難以豫定，一有緩急，倉廩空虛，何所倚賴？彼時若欲購買，價值必致昂貴，其弊不可勝言。然此猶其善者，若遇不肖州縣，收銀在庫，易致侵挪，從前虧空之弊，大率由此，豈可又蹈前轍？”（《清高宗實錄卷一百一十六》）顯然對地方私改征收本色為折銀一事深惡痛絕，海陽、潮陽縣令均因此被革職，所缺倉谷被勒令各自掏腰包賠補，兩廣總督馬爾泰也因處理不當被交部議處。

盡管乾隆對捐監案進行了嚴厲處理，但各省地方官員在執行時照舊趨利避害，捐監收糧成效並不顯著。數年後，僅得糧食二百五十余萬石，可謂步履維艱，甚至有大學士認為：“各省納本色，有名無實，請停止，專由部收折色。”（《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但乾隆皇帝沒有同意，為了彌補各省收糧不足，又下令戶部重新恢復收捐折色。但收捐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儲備問題，積弊照生。尤其是自本色捐監推行以來，各省糧價普遍上漲，乾隆皇帝開始考慮捐監政策的存廢問題。不過，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廢除捐監的竟然是最貧瘠的甘肅。

甘肅地處西北，本來就土瘠民窮，名列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中。加上清朝初年蒙古準噶爾為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對西北用兵，乾隆即位以來，又有平準定回之戰，甘肅連年需供應前線所需役夫、軍糧，當地人的生活由此更加困苦。雍正皇帝在位時，曾經將甘肅的地丁錢糧賦稅全免，並特別準許甘肅開捐納糧，所收捐糧用來紓解軍需或民困。由於甘肅開捐門檻較低，每人只需捐麥豆四十石（一般省份需捐米一千石），不僅甘肅當地稍有積蓄的人家爭相捐監，就連外省商民也趨之若鶩。但正如前面所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員的地方就有貪汙，捐監很快變成地方官員撈取外快的捷徑，即使是以“貧瘠”著稱的甘肅也不能例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陜西、甘肅捐監舞弊一案浮出水面，地方官員在捐監中行折色、浮收、包捐、侵占、勒收之實，乾隆皇帝斷然停止了這兩省的捐監，不久後又對安徽、直隸、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本色捐監予以叫停，全國只剩下雲南、福建、廣東三省收本色如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