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王亶望之能事（第6/7頁）

正因為甘肅收捐“成就”驚人，乾隆皇帝大喜過望之下，深感王亶望不負所托，多次褒獎有加。只是，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所謂六百萬石捐糧，竟然完全是紙上之數，官倉中一粒米都沒有。當然，按照王亶望所報，這三年內，甘肅省年年發生了“特大旱災”，這六百萬石完全不存在的捐糧，也全部按照王亶望的請求成為賑災糧食，在“勘災底冊”上發放給了“災民”。六百萬石糧食來無影，去無蹤，全部是紙上談兵，可謂天衣無縫。

除了冒賑吞沒六百萬石捐糧外，王亶望猶不知足，還想了許多方法來冒領國庫帑銀。他先是謊稱須用捐糧賑濟甘肅各地，還需要腳價銀（運費）四萬兩，以募集役夫運糧。當然，這腳價銀也毫無例外地落入了他個人的腰包。又借口收捐糧太多，倉庫不夠，請求在二十六個州縣添建新倉庫。戶部為此批準用銀十六萬一千八百余兩，也全部被甘肅官員分肥分掉。幾乎所有的甘肅官員都卷入了這場貪汙大案，從上到下，無官不貪。

因為冒賑的關鍵環節完全憑王亶望一句話，甘肅各州縣地方官員為了多報受災分數，紛紛投其所好，向王亶望大行賄賂之事。僅臯蘭縣一縣，知縣程棟便每年送給王亶望二萬兩白銀。有一年的冬天，王亶望趕蓋一處新居。為了讓王亶望盡早住進去，程棟不顧天寒地凍，下令工匠趕修，竟然不惜成本地用熱水和泥，為此耗費白銀二萬兩。

王亶望除了對行賄者來者不拒外，還經常主動向下級官員張口：金縣知縣邱大英曾被索取白銀一萬一千四百兩；平番知縣何汝楠被勒索白銀一萬八千兩。對於那些事先不使銀子當“敲門磚”的官員，王亶望均不予接見。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時選到蘭州求見王亶望未果，後經“高人”指點迷津，奉上了一千兩銀子作為見面禮，這才見到了王亶望。當地人為此編了個順口溜唱道：“一千見面，兩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花上一千兩銀子，才能見到王亶望一面；花上兩千兩，王亶望大人或許會請他吃個便飯；掏出三千兩銀子，那麽王大人就會賞臉一起射個箭娛樂一下，表示關系更加親密一層。

在收受賄賂的形式上，王亶望也花樣百出，要求行賄官員一定要掩人耳目，於是金縣知縣邱大英將白銀藏在食物中送入布政使司，西寧縣知縣詹耀磷則將銀子裝在普通竹籃中。為了便於向地方勒索財物，王亶望公然下令各州縣在蘭州設立一直為朝廷明令禁止的“坐省長隨”，只要他有所需求，立即命坐省長隨通知各州縣，如此得到的財物多不勝數，就連王亶望本人後來也承認自己得屬員銀兩財物甚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王亶望三年俸滿，升任浙江巡撫，離開甘肅時，隨身帶走的財物需要數百頭騾子來馱，除了銀兩外，還有古董、皮張、衣服等，可以說是滿載而去。

清朝制度，官員任職滿一定年限可酌情升調，稱為“俸滿”。京官以歷俸二年為俸滿。外官分腹俸或邊俸：腹（腹地）俸五年俸滿；邊（邊區）俸三年俸滿。

自王亶望上任甘肅布政使，立即著手策劃歷史上最大的一起貪汙冒賑案，到三年後王廷贊接任，這一省大小官員上下一心，集團貪汙，出現了長期腐而不敗的局面，實際上是與清朝的官員選拔機制息息相關。

清朝制度，每逢寅、巳、申、亥年進行“大計”，即對所有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評估，由此作為獎懲的基準。具體流程是：每一級地方官員均由其直接上級寫出評估報告，然後呈交給一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報告上附上各自的“考語”（評語）後，再轉呈總督或巡撫。總督或巡撫審核後或批準、或修正評估意見，再上交吏部。受到上司推薦的官員自然面臨褒獎、升職；而受到上司彈劾的官員則會立即交吏部議處，面臨奪俸、降級、革職的處罰，甚至會被永不敘用；而既不被推薦又未被糾劾的則可以留任原職。這一套官員選拔機制，即所謂的“伯樂制”。

前面提過，清朝捐納制度盛行，導致仕途競爭激烈，地方官員每上升一級更加困難。而在“伯樂制”下，官員不是民選出來的，官員的前程不是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而是掌握在其上級手中。官員的提拔也沒有客觀標準，完全由頂頭上司的喜好決定，下級官員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上司之手，想要獲得升遷或保住官位，就必須全力博取上級的歡心。如此一來，下級向上級巴結、逢迎、獻媚、送禮、行賄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選。官員不想盡辦法貪汙，就沒有財力向上司行賄，不行賄也許就無法保住官職或者被降職。如此循環下來，每一級官員都是其上級的行賄者，又是其下級的受賄者。順治朝刑科右給事中任克溥（其人其事參見第一章《科場案》）曾經談到官場風氣時說：“官員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辦政事，七分都用來逢迎上司。”可謂一針見血。在這種非民選的官員選拔體制下，貪汙腐敗根本就無法清除，真正清廉的官員就必然是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