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國民黨應對宋案的慘痛教訓（第4/6頁）

由此可見，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根本原因在於對現有司法制度缺乏信任，對現有司法機關能否真正獨立、公正審理宋案表示懷疑。應該說，黃興等人的擔心並非毫無道理，日人所辦《順天時報》就曾指出：“民國初興，各項法律均未完備，司法權在實際上仍不能完全獨立，自難望其力脫政府之藩籬，秉公裁判；且縱使秉公裁判，亦難取信於人。”[173]黃興在答復袁世凱的電報中稱，組織特別法庭是對司法獨立“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也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層面看，這樣做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牽及政治問題了。何況，國民黨人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前提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而恰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人實際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換言之，即便單從法律角度講，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輿論的批評。

許世英復電反駁黃興，指出組織特別法庭，《臨時約法》和《法院編制法》均無此規定，“若遷就事實而特許之，是以命令變更法律”。並稱：“來電所謂‘當仁不讓’，固不敢當，然‘抗顏弄法’，亦不承受。”[174]

良心《嗚呼，國民黨之自殺政策》，則以“國民黨員某君”口吻批評孫、黃沒有資格幹涉政治或法律問題，稱：

宋案之內容曲折，自有法廷〔庭〕正式宣布，余不欲多所臆測，但余所最反對者，孫中山、黃興之檢查證據，至組織特別法廷〔庭〕，尤為奇謬。試述個人之理由。孫黃既非地方長官，又與法廷〔庭〕絕無關系，何權可以幹涉政治或法律問題？在孫黃及其徒黨之意，則謂宋為國民黨重要人物，故國民黨領袖即有權可以幹涉。若是，則某黨人之被害，即須歸某黨人辦理，某黨人犯罪，亦將歸某黨人審判乎？況宋案之發生，其嫌疑究屬何方，迄今尚未十分明了，孫黃又烏可視若無事，主張特別法廷〔庭〕。則孫黃非特操搜查證據之權，且欲進執裁判之權。何不待搜查證據，不待裁判，即由孫黃任意決定某某犯罪、某某應如何處置，以遂其朕即國家之志。觀其言論，輒雲政府受殺宋嫌疑，法官皆依賴政府，不可信，亦知誰受嫌疑，除法廷〔庭〕外何人能下此斷語。且天下斷無除我以外皆不可信之理。[175]

《亞細亞日報》則連載《大陸報》總撰述米勒所著《政治與法律》一文，批評國民黨人道：

國民黨人公然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審訊此案，試問……國民黨曾向政府取得司法行政權來上海耶？據吾人所知，國民黨乃一政黨，且於政府為反對黨，並無直接法律上之職務。故國民黨而幹涉此事，是以政治牽入司法行政也……若在文明各國，以政治幹涉法律，即莫不視為破壞法律根本原理之行為矣。[176]

該報還反問：“黃克強要求組織特別法庭之主意，謂北京法院在政府勢力範圍之下，必難得裁判之公平，獨不思在南方黨人勢力範圍之下而組織法庭，則亦何術可以能得政府之信任，強天下以服從也？”[177]

在輿論及各方壓力下，國民黨方面最終不得不接受司法部的命令，同意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宋案。可以說，貌似合理，實則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組織特別法庭主張，使得國民黨人在解決宋案問題上，一開始便嚴重受挫。試想，在宋案由租界移交中國法庭審理後，國民黨人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要求組織特別法庭上，而是放在督促和監督司法機關審理案件上，那麽，司法部和輿論將無理由反對國民黨，真正的壓力將會轉移到政府一方。倘若案件不能得到迅速、公正審理，必將對袁世凱競選正式大總統的前景造成負面影響。

第三，在引渡洪述祖歸案遙遙無期，票傳趙秉鈞出庭又被拒絕的情況下，國民黨方面缺少權變，未能找到有理、有利、有節的應對方案，而這與他們對宋案案情缺乏深入細致研究又緊密相關。

宋案確定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後，代表國民黨方面及宋教仁家屬一方的律師最大的失策，在於始終堅持洪述祖、趙秉鈞到案後，方能對應夔丞進行審決，即便洪、趙二人遲遲不能歸案，國民黨人也沒有采取權變策略，督促法庭先對宋案證據中涉及應夔丞的部分進行審理，這不僅導致審判陷入僵局，也使國民黨人失去了至少可以搞清部分案情，以及對袁、趙進行有理、有利、有節反擊的機會。

正如本書一開始便已闡明的那樣，宋案是由多個環節構成的，刺宋只是其中一個環節，要搞清宋教仁何以被刺，就必須搞清刺宋之前各環節的真相。倘若先對宋案證據中涉及應夔丞部分進行審訊，那麽，諸如洪、應合謀通過“金錢聯合”收買國民黨議員及報館，操弄憲法起草，以及搜集所謂“劣史”損毀“孫黃宋”聲譽等案情，就將在法庭上被攤開，這對袁、趙將極為不利。這是因為，袁、趙主謀殺宋雖然難以拿出確鑿證據來證明，但他們支持洪、應以不法手段對付國民黨，卻有相關函電為證，是無法抵賴的；並且洪述祖正是在構陷陰謀未果的情況下，產生了殺宋之意。倘若趙秉鈞拒絕就涉及自己的部分出庭做出解釋，那麽政府就將真正受到質疑，而國民黨也可借此對袁、趙以非法手段打擊政敵，進行大規模的、持續的揭露和批判，從而對準備競選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造成重大打擊，再加上國民黨議員在國會當中占有一定優勢，袁世凱當選將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