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沖擊下袁之攻守策略

進入1913年後，隨著臨時政府即將結束，選舉正式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以及制定憲法提上日程，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權力鬥爭日趨激烈。袁世凱對於擔任正式大總統志在必得，2月底3月初，他“授意姜桂題、段芝貴等，令散布謠言於各軍中，謂不舉袁為正式總統，北方將有大變端”。姜、段等遂聯合各軍軍統及各師師長會議辦法四條，通電全國，“第一擔保帝制不再發生，第二選舉為人民所信仰並於政治上有成績之人為大總統，第三建設強健統一之國家，第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98]這實際上是袁不惜以軍人幹政方式為其當選正式大總統做政治背書。袁又借“某政客”之口宣稱：“立國之初，必須得魄力雄偉之人，方能統治內外；若其人只富學識而無經驗，必難仔肩。況值此內訌外患之秋，豈缺少經驗之理想家、學術家，能擔任乎？”[99]這實際上又是袁親自為自己當選正式大總統制造輿論。對於國民黨這個在國會內占據優勢的大黨，袁世凱除了試圖利用洪、應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等手段，通過收買國民黨報館及議員，操弄憲法起草外，又支持洪、應搜集所謂“劣史”，以損毀“孫黃宋”聲譽，從而打擊國民黨人。不料洪、應卻擅自殺宋，給袁招來了大麻煩，使袁的總統選情受到極大沖擊。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在廣州獲悉宋教仁被刺消息後，急電江孔殷，憮然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江復電亦對宋被殺深感震驚，謂：“殺遯初者，可以弱民國，危總統，必有屍之者，險矣哉！”[100]

國民黨及其支持者認定袁、趙為刺宋幕後主使，掀起反袁聲浪，不僅要求二人解職，接受法律裁判，而且“通電各國，聲明正式總統不能舉袁，萬不可借款於袁任內”。[101]袁世凱之憂心可想而知。1913年4月8日為國會參眾兩院開幕之期，袁本擬親赴兩院演說，但“以宋案發生以來，不能不格外慎重，爰即借口法、美各共和先進國俱無此例，未便獨為創舉”，決定“不親赴院，屆時只將宣言書咨送過院”，並由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向各黨說明大總統不能到院之理由。有人提出質疑：“去年臨時參議院開幕時，袁氏曾親出席演說，何以不聞援法、美之先例乎？”有人則“匿笑袁之膽怯”，並以調侃語氣向梁士詒獻策謂：“總統何不臨時裝病，不較冠冕耶？”梁“但微笑而已”。[102]上海某西報記者注意到：“袁世凱近日外雖矯為鎮定，其實已極倉皇。有謁之者出，言袁見客時，向來精神煥發，目光射於四座，而近十日來，則態度大變，與人談論時，其目光常注於茶碗之上，且言語或致前後不相應接雲。”[103]而孫中山也曾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透露：“最近以來，袁氏每日數電前來，一則為其本人之立場開脫，二則請求本人予以推舉，本人尚未復其一電。”[104]可見袁世凱對於正式大總統之位何等看重，甚至願意放低身段，請求孫中山支持。

刺宋案的發生，還嚴重影響到了列強對民國政府的承認。“外人對於承認問題群起研究，以為此事必惹起無窮之紛爭，而影響於各國之商務，承認問題將因此起一大阻力。”[105]5月1日，參議院本來已得到外交部電話通知，說美國駐華公使將於5月2日上午11時遞交“正式承認國書”，但情況忽然發生變化，美國公使表示“因借款及宋案兩大問題，南北頗有不穩之象，已發電詢之華盛頓政府，須俟回電到後，始能致送國書”。[106]

然而，袁世凱畢竟久經風浪，很快便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抵擋住了宋案造成的沖擊，並逐漸由守轉攻。

袁世凱的第一個策略，是將宋案定性為法律問題，而非政治問題，竭力反對國民黨人將宋案與政治問題相關聯。為此他特別在宋案證據公布後，於5月初發布了關於宋案的通令，強調宋案“純系法律問題”，應當“依律科斷”，案外之人不得“節外生枝”，“擾亂政局”。令曰：

刑事案件，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經由刑事審判，宣告判決。苟非被害者及其利害關系人，決無案外參加之理。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在滬被刺一案，前經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及法界會審公堂，分別拘犯檢證，預審終結，交歸中國上海地方檢察廳審訊。案中證據亦據江蘇都督、民政長“有電”撮要宣布。其原電所呈國務總理趙秉鈞致應犯及洪述祖手書各一件，然一為發給該犯“應密”電碼，一為該犯請領津貼，均屬因公，無關宋案，已由該總理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宣布。究竟有無關涉，應由法庭依法判決。教唆主使，國有常刑，無所庸其袒庇，亦無所庸其羅織案外無幹之人，更不能互相揣測，謬為詆諆。乃近來叠接各處來電，竟指趙總理為宋案主謀，並稱人心憤激，請速誅趙等語。閱之殊堪駭詫。查趙總理致應犯手書二件，初無一語涉宋，未經審判，尚難認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屬實，刑律既有明條，盡當依律科斷，純系法律問題，何能涉及政治。似此節外生枝，誠恐溷淆觀聽，擾亂政局。為此明白宣示：宋案現既破獲，一經法庭研鞠，有無主謀，自不難水落石出。各該案外之人，毋得飛短流長，借端挑撥，俾昭信讞，而釋群疑。將此通令知之。此令。[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