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沖擊下袁之攻守策略（第2/5頁）

國務院亦發表通電，不點名批評國民黨人將法律問題混入政治，意圖破壞現狀，謂：

此是法律問題，與政治判然兩途。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決，妄生謠喙，直欲使法律混入政治，以遂其破壞之計。又直欲藉一二人曖昧之私，傾覆政府，搖動國本。[108]

袁氏還借萬國改良會會長丁義華即將赴上海參加禁煙討論會之機，與之會面，向南方國民黨傳話：

至於宋案，在余毫不知曉，惟未經法庭，是非未判之前，亦不能任意出入人罪。洪述祖國家毫不袒護，現在與德使交涉。總之共和國本由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組織而成，此事真偽應由立法機關切實調查，司法官廳秉公審斷，極盼望早日水落石出，以釋群疑，庶免幸災樂禍之徒乘機煽惑，以致國民塗炭，民國動搖耳。[109]

而對湖南都督譚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廣東都督胡漢民在宋案及大借款問題上批評政府，袁氏發表通電，嚴厲斥責，謂為“雌黃信口”，“熒惑人心”，又謂“宋教仁被刺案現方開審，檢查證據，自有專司，非經法庭，無從判決”，“如不候國會之制裁，與法官之判決，好為逆億，預蓄成心，侵軼鼎立之三權，淆惑一時之耳目，似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隨之，該都督等亦難辭其責任”。[110]袁世凱一方之《大自由報》甚至攻擊國民黨“以最卑鄙之手段，最惡劣之心地，藉死人為傀儡，混政治於法律，置正義道德於不顧”。[111]

袁世凱的第二個策略，是對於涉案的洪述祖、應夔丞、趙秉鈞采取不同的策略，千方百計予以庇護，盡可能為自己築起一道防火墻，以免宋案沖擊到自己競選正式大總統選情。

袁氏要求國民黨人靜待法庭解決宋案，但他本人卻不打算真的以法律手段來解決。由於洪、應、趙三人都牽涉以非法手段操弄憲法起草，以及圖謀以“莫須有”之證據損毀“孫黃宋”聲譽，這一陰謀一旦在法庭上公開訊問，對作為幕後主使人的袁世凱將是重大打擊，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其競選正式大總統，因此，袁世凱是絕對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的。為此，他針對三人情況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

對於洪述祖，盡管麻煩都因他擅自唆使應夔丞殺宋而引起，但袁世凱更擔心的是，洪述祖一旦被抓，其以非法手段傾陷政敵的陰謀將不可避免曝光於天下，因此，他對洪采取了故縱策略，讓其從容逃往青島德國租界，並與其私下交易，讓其一身擔責。對於應夔丞在上海法租界被抓，袁世凱得到消息後，立刻於3月27日召開會議，“與各國務員密議一切善後辦法”，試圖將應犯“解京辦理”。[112]又命外交總長陸征祥往晤駐京法國公使康堆，提出“宋教仁被刺案關系南北意見”，“為泯除南北猜疑起見，擬將此案提京嚴訊，務期水落石出”。[113]袁世凱還通電各省征集意見，豫、晉、陜、滇、鄂、湘、川、粵八督均以“保存法權”為由，主張提京審辦。[114]然而，江蘇都督程德全和黃興都主張將該案歸上海訊辦。輿論也質疑，洪、應都是中央任命的官吏，“平素常奔走於權貴之門”，“政府提歸中央，實欲改易供詞，消毀證據，以敷衍了事”。[115]同時，法、美、德、英各國公使提出“欲維持人道，保障租界治安，須在會審公堂審結”，“非水落石出時不能引渡”。[116]袁世凱這才不得不“決定將提京之議取消”。[117]迨應夔丞移交上海地方法庭審理後，由於處於國民黨人監控之下，袁世凱難以下手，於是他在明知陳其美並非刺宋主謀的情況下，對應夔丞黨徒為脫罪而采取的陷害陳其美之舉，采取縱容乃至暗中支持策略，借以轉移視線，混淆視聽，將輿論攻擊矛頭引向國民黨人。[118]

對於趙秉鈞，袁世凱動用心思最多。宋教仁被刺後，袁、趙二人都受到了攻擊，而趙秉鈞所受攻擊尤重。為此，趙秉鈞屢屢提出辭職，要求出庭與兇手對質，以自證清白。但對袁世凱而言，一方面擔心趙秉鈞出庭對質將暴露二人以非法手段傾陷政敵的陰謀；另一方面，一旦趙秉鈞辭職，他就將失去“擋箭牌”，輿論對他的攻擊就會加大。因此，他對趙秉鈞辭職一次次予以拒絕，並力阻其出庭應訊。不僅如此，如前所述，袁世凱方面還制造了一個“血光黨”事件，由一位名叫周予儆的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學生出面自首，誣陷黃興派其在京組織暗殺機關，然後由京師地方檢察廳移請上海地方檢察廳票傳黃興到案，作為對上海地方檢察廳票傳趙秉鈞的抵制。此種伎倆讓張謇實在看不下去了，致函袁世凱道：“吾人深知周予覺、周予儆之誣扳與物證之虛造，於審訊之時必昭然大白於天下……國民數千年之特性，對於冤案無不感奮激昂，有同身受，於負人望者橫被冤抑為尤然，傳諸稗謠，被於閭巷，已成一般社會之心理。何苦故犯眾怒，至於如此？”[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