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國民黨應對宋案的慘痛教訓（第6/6頁）

由於主持廣東、湖南等省軍事的國民黨人“多同意黃的意見”，孫中山等人只好暫緩起兵討袁。[184]國民黨內穩健派和激進派的分歧，實際上為袁世凱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攻擊的口實，也招來了各種謠言。國民黨被其反對勢力描繪成潛謀不軌，試圖借機發動“二次革命”，造成南北分裂，乃至主張法律解決最力的黃興被說成鼓吹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以致連原立憲派的張謇也看不下去了，於5月14日致函王鐵珊、孫毓筠，為黃興辯護，說：“自宋案發生，聞者駭愕，走在滬時……兩晤黃君，論及宋案而憤恨則有之，實未嘗幾微有南北分裂之見端。竊疑國民黨人或者假以為職耳，黃君未必有是言。”[185]盡管事實上，造謠者主要來自北方，如《國報》就曾載黃興造反、柏文蔚造反、李烈鈞造反各節，“情詞荒誕，閱之駭然”，以致“神人共憤”，袁世凱不得不下令查辦。[186]但不容否認，如果沒有國民黨內的意見分歧，對手很難獲得造謠攻擊的機會。立場較為溫和的《民立報》曾批評道：

南方激烈派日日說大話，其結果一無實用，徒為他人添材料而已。一為反對黨構陷國民黨之材料，一為上海少數商人見好政府之材料，一為北京籌備軍事之材料。[187]

由於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宋案受阻，國民黨人又缺乏其他解決問題的手段，而袁世凱方面不僅在輿論上壓倒了國民黨，軍事上也步步緊逼，國民黨人的路子越走越窄，不得不以武力倒袁，但因實力不濟，最終以失敗告終。

國民黨人後來對處理宋案及“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也有反思。但不論孫中山、陳其美還是譚人鳳，都將失敗歸咎於黃興等人主張法律解決，以致錯過了討袁時機，自取其敗。如孫中山致黃興書謂：“若兄當日能聽弟言，宋案發表之日，立即動兵，則海軍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猶未落袁氏之手。況此時動兵，大借款必無成功，則袁氏斷不能收買議員，收買軍隊，收買報館，以推翻輿論。此時之機，吾黨有百勝之道，而兄見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運動第八師營長，欲冒險一發，以求一死所，又為兄所阻，不成。”[188]又謂：“猶憶鈍初死後之五日，英士、覺生等在公寓所討論國事及鈍初刺死之由。公謂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公非難之至再，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至大局糜爛。文當時頗以公言為不然，公不之聽。”[189]陳其美亦致書黃興道：“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托也，於是誓必去之……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解決，不為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190]譚人鳳則曰：

最難測者事變，最易失者時機。政府而有暗殺之行為，為有史以來不多見之事，宜其不甚介意，不得議其無保身之哲也。至事變發生，人心鼎沸，乘此時毅然討賊，安見其不能伸大義於千秋？乃悠悠忽忽，欲借法律為護符，俾得從容布置，則其取敗也，不亦宜哉！[191]

這些反思實際上變成了對黃興單方面的指責，因此並不是真正的反思，而是推卸責任。這說明孫中山等人始終沒有認識到，宋案處理失敗的根源，其實在於國民黨人在疑袁、反袁心理作用下，對宋案本身缺乏理性研究，對袁世凱壓制國民黨人的手法缺乏深入認識，因此也就無法在對袁鬥爭中采取正確的策略。他們始終錯誤地認為，袁、趙主謀刺宋“證據確鑿”，“曲直是非已大白於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於法律解決，而一旦法律解決無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擊手段，於是武力討袁就成為必然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