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交遊（第4/6頁）

胡適在北平時，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徐志摩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憶說：“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演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指魯迅）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懂音樂。’”

郁達夫說，魯迅在北京時，疏於交遊，“無論什麽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與魯迅曾一度是鄰居的範文瀾也回憶說：“一個暑假……很少見他出門去應酬，也從沒有聽說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該做的行事。”

魯迅從廈門到廣州後，一些國民黨要員如陳公博、戴季陶、甘乃光、孔祥熙等都曾送帖子請他吃飯，意在籠絡，但都被魯迅拒絕。

胡適說：“獅子老虎總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

一次魯迅去曹聚仁家，見書架上堆著不少魯迅作品及相關資料，便問曹是不是想給他寫傳。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不姓許。”魯迅聽後也笑了，說：“就憑這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後來說：“就憑這句話，我就在大家沒動手的空缺中，真的寫起來了。”又說：“魯迅生平有五位姓許的知己朋友，三男：許季上、許壽裳和許欽文，二女：許羨蘇和許廣平。朋友們心中，都以為許羨蘇小姐定將是魯迅的愛人，不過男女之間的事難說得很，我在這兒也不多說了。”

徐懋庸回憶說：“有一次談話完畢，從Astoria（一咖啡館）出來。他（魯迅）忽然問我：‘你有幾個孩子？’我說有兩個。他就帶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買了兩斤高級糖果，說：‘帶回去給孩子們嘗嘗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藥房買了一瓶蓖麻子油，說：‘服這個瀉一瀉就好了。這是物理作用的藥品，沒有副作用的。’”

胡適一生廣交遊，幾乎從不閑著。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個例外。羅爾綱回憶說：“當時在上海，卻絕交遊。他最好的朋友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著名詩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沒有來他家。”胡適自己也說：“從民國十六年五月我從歐洲、美國、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時間，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裏，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杜月笙從香港趕到重慶，扶棺連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絕。

1927年，李大釗避難於蘇聯使館。在熊希齡女兒的婚宴上，楊度從汪大燮口中得悉蘇聯使館將被搜查後，馬上離席，去委托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李最終沒能離開使館而被捕。楊度又變賣了自己的住宅去營救李大釗。李大釗遇害後，楊又張羅著為李殮葬。

1930年，羅爾綱借宿於胡適在上海極司菲爾路的寓所，他後來回憶說：“7月的一天，下午二時後，突然聽到一陣樓梯急跑聲，我正在驚疑間，胡思杜（胡適之子）跑入我房間來叫：‘先生，快下樓，梅蘭芳來了！’他把我拉了下樓，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廚子、女傭都早擠在客廳後房窺望。思杜立即要廚子把他高高托起來張望。我也站在人堆裏去望。只見梅蘭芳畢恭畢敬，胡適笑容滿面，賓主正在樂融融地交談著。”

1932年11月，魯迅從上海回北平探母親病。後來發表的魯迅日記、魯迅書信中，都沒有魯迅與胡適見面的記載，但羅爾綱卻回憶說：“思杜告訴我，有一次，那是個冬天，魯迅來北京，到胡適家探訪，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卷土重來了！’思杜趕著去幫他接大衣。胡家來客，有多少顯貴，我從不聞說過他給哪一個接大衣。”

金嶽霖說：“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魯迅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著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於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和這段話相呼應的是魯迅在當年給李秉中的信中開出的一個作息時間表：“午後一至二時，在寓。三至六時，在教育部（亦可見客）。六時後，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後，魯迅定居上海時，情況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為熟人太多，一直靜不下，幾乎日日喝酒，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