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交遊（第3/6頁）

耿濟之不到20歲時，曾和三個志趣相投的朋友混在一起。他們是瞿秋白、鄭振鐸、許地山。後三人的名聲後來都超過了耿濟之。當年四人都是北京的窮學生，都喜歡文學，每天到耿家讀書、討論。1921年成立文學研究會時，四人都是發起人。

老舍是個喜歡和各色人等閑聊的人，和尚、琴師、廚子、花匠、剃頭匠……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抗戰期間在重慶，老舍常到中蘇文化協會的茶座上同茅盾喝茶聊天，或去郭沫若家聚會，也常到劇院看他的劇本排練，同演員閑聊。

1918年，張元濟兩到北京，公私兼顧，連辦事帶出遊。一些名家如蔡元培、傅增湘、辜鴻銘、林紓等聞訊後接踵而至，到北京飯店探訪他。這種拜訪方式是來客在大廳由辦公室接待，將名片送到房間，張元濟便下樓會客。辜鴻銘來訪時身穿接衫，上身白夏布，下身為青灰色熟羅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條盤在頭頂的灰白色辮子。

上世紀20年代，上海的兩個圍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審安曾在名流張淡如家相遇並對弈。兩人棋力相當，但陶家在浦東，當年不便經常碰面。兩人便約定下通訊棋，每次在棋格上填寫一子寄給對方，如此往還，這局棋共下了187手，自1922年8月起至1926年1月終局，歷時近四年。1926年夏天，兩人開始下第二局通訊棋，來往數十子後，陶審安不幸病逝，成了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張中行說：“（胡適）喜愛社交，長於社交，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裏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因為他有名，並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為文士必備的資歷之一，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傅斯年回憶說：“記得九一八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丁文江），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了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徐志摩死後，女作家方令孺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葉公超說：“志摩與人認識就像二十年老友，從跑堂、司機、理發師……”

謝冰心說：“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1933年，蕭伯納到上海，受到隆重接待。隨後蕭北上平津，被胡適婉拒，胡適說：“歡迎蕭伯納，佛說不迎是迎。”

段祺瑞一次過生日，齊燮元派人送去價值巨萬的壽屏，段未收；馮玉祥派人送去一個大南瓜，段欣然收下。吳佩孚鼎盛時期，在洛陽過50歲生日，賀者雲集，有人送去赤金打造的麻將牌。馮玉祥則派人送去一壇子白水，意為“君子之交淡如水”。康有為送去這樣一副壽聯：“嵩嶽龍蟠，百世勛名才過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

章士釗說：“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一、陳獨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吾答或問：吾恃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無爭’二字。”

徐懋庸和曹聚仁在上海時是鄰居，私交甚密。但彼此交心的程度有所不同，用曹聚仁的話說：“他有一段時期，和某某熱戀，什麽都對我不隱瞞；倒是我也在熱戀中，他並不知道多少的。”

曹聚仁說：“梁實秋自視甚高，筆者和他同事過幾天，但他是屬於‘我的朋友胡適之’派，我們則是‘我的朋友不屬於胡適之’一派的，因此道不同不相為謀，只是點頭招呼而已。”梁實秋則說：“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適之’。”

舊《大公報》的創辦人王郅隆是“大茶壺”（指舊時妓院中的青年男仆）出身，後來自己開妓院。一次，安徽督軍倪嗣沖來逛妓院，打牌時三缺一，王老板應邀作陪。倪當夜輸了幾萬塊，王把他開的支票當場在煙燈上燒毀，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條件甚苦。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個教授同居一間房。吳宓規定每晚10點熄燈，此前各幹各的事情。聞一多讀書寫作；吳宓備課；沈有鼎說：“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說：“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