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交遊

張宗昌任北京暫編第一師師長時，認識了財政部次長潘復，兩人打得火熱。潘復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張宗昌每到兩地，必以潘家為尋歡作樂之落腳點。有一次張在潘家與其他顯要打牌，輸出去萬余元，被“打立”了，無法付現，更不能一走了之。尷尬之際，潘將其親信、邊業銀行經理王琦找來，代為墊付。張對潘非常感激，視為可共患難的朋友。

1927年，康有為來天津見溥儀，住在日租界息遊別墅。一日，潘復請康吃飯。康有為早年以變法名世，晚年則以書法名世。他在潘家當眾揮毫，凡是來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來者不拒。結果從早8點到晚8點，康有為連續寫了12個小時，始終興致勃勃，毫無倦意。

潘復退出政界後，天津小營門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熱鬧氣氛。商震、於學忠、宋哲元、孫殿英等在朝在野的軍閥及金融界聞人陳亦侯、王孟鐘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時，他便外出消遣。潘本來不抽大煙，由於天天熬夜應酬，體力日益難支，漸漸也染上了煙癮。

老牌軍閥陳調元喜交際，好熱鬧，出手闊綽。他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時，其南京龔家橋的公館每天車水馬龍。南京政府的大員如張群、顧祝同、張厲生、蔣作賓、賀國光、張篤倫、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館熙熙攘攘，儼若一招待所。一日，一鄉下老頭找來，從容地朝裏走，門衛問他找誰，對方答：這是我的公館。門衛說：你弄錯了，這裏是陳調元總指揮的公館。老頭說：陳調元是我兒子，這不就是我的公館嗎？其時陳父已死，陳母尚在。老頭確實弄錯了。陳調元事後說：“這才倒黴呢，哪裏鉆出個爸爸來哩。”

蕭乾十幾歲時，考進北新書局當練習生，給不少名人送過刊物或稿酬。多年後，他在上海見到魯迅，問魯迅還認不認得他。魯迅定睛看了蕭乾好半天後，親切地笑了起來。

上海書畫名家王一亭（名震）交遊甚廣。他的作品雖有潤格，但常有熟人介紹，不付潤資，王也一律應酬，只是在下款“王震”兩字的上面，加“白龍山人”四字。“白龍”為“白弄”的諧音。

上世紀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蔣介石曾登門拜訪。段祺瑞的小女兒段式巽回憶說：“那次蔣氏來訪，管門的不認識，竟未啟大門迎車入內，聽任蔣車停在路旁、局促車內坐待。我從二樓遙見似有客至，下樓向仆役詢問，接過名刺，則赫然蔣氏。急忙迎入，並扶老父出見。蔣氏向老人先致問候之意，坐定後又對老人的起居寒暖、身體現狀及醫療情況等，詢問甚詳。情意殷勤，言詞親切。坐了一個多小時方辭去。”

曹聚仁從浙江第一師範畢業後，先在上海當了三年家庭教師，後拜章太炎為師。他的交遊生活，也就此開始。曹晚年回憶說：“就在《國民日報》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諸師，我便認識了詩人葉楚傖、柳亞子、胡樸安諸氏，同時也結識了陳仲甫、戴季陶諸氏和孫中山先生。我還記得亞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寫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話：‘你如不認識的話，我當面念給你聽。’孫中山呢，在環龍路接見我們時，因為袁業裕兄多了嘴，他笑語我們：‘你們小孩子，還不懂！’”

韓亮侯留學日本時，有一次去聽西洋音樂會，身邊坐著一個衣衫襤褸的觀眾，與滿堂附庸風雅的闊人們形成鮮明反差。韓不免有些詫異：他的門票是如何得來的呢？散場時，彼此打了個招呼，此人邀請韓到其寓所坐坐，韓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跟著去了。步行片刻，兩人來到一所很講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樓，一進門，韓大吃一驚，滿壁皆書，書架上擺著許多精巧的玩意兒，屋角有一架鋼琴，韓被弄得越發糊塗了。主人隨後脫去破衣，換上筆挺的西裝，請客人出去吃飯——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師到青島講律，住了半年。其間，沈鴻烈市長和朱子橋將軍曾聯名請他吃飯，並事先約好時間。弘一法師當日爽約，托人帶去一張紙條，上寫一首打油詩：“昨日曾將今日期，短榻危坐靜維思。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後表情尷尬，有點下不來台，覺著堂堂市長請一個窮和尚吃飯，對方居然不給面子；朱則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貴的墨寶，收獲不小！”

比起弘一法師，拈花寺住持全朗則是另一副做派。他與不少皇親貴冑、達官顯宦、實力派人物如那親王、攝政王、慶親王、吳佩孚、張鎮芳、孫傳芳、盧永祥等都有密切來往。吳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銀行界、商界的富豪們，也不乏全朗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