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聚會

瑞蚨祥老板孟靚侯是山東人，張宗昌督魯時，孟回鄉掃墓，曾受到張“專列”加八名士兵隨車護衛的“禮遇”。後來張宗昌到北京，孟靚侯投桃報李，在織公會所盛宴招待，請來楊小樓、梅蘭芳等名角唱堂會，請來潘復、江朝宗等頭面人物當陪客。這場宴席所費據說不下於一般中人之產，並且籌備經月才張羅起來。而張宗昌也只是“聽一曲好戲，吃幾箸名菜”，便匆匆離去。

1929年秋冬之交，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峽防局內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會。來赴宴的多是一些當地名流，所謂“有教養的小布爾喬亞”一類人士，飯菜也相當講究。但吃法很特別。餐廳不設座椅，來賓都站在桌邊，自盧作孚起，一舉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語”的教條，只聽一陣稀裏嘩啦聲，不到十分鐘，這頓盛大的聚餐會便告結束。事後有人詫異地問盧作孚，何以把聚餐當成了打仗？盧答：人要緊張地工作，一頓飯慢條斯理地吃，實無道理可說，徒以養成松懈的習慣，故不能不改革之。

軍閥陳調元軍權旁落後，出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他每天必備一桌酒席，招待賦閑在家的舊日袍澤和幕僚。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依然如此。陳的妻子讓廚房每天另給他準備一份好菜，陳必端出與客同享，絕不獨吞。後來，物價日漲，客人便勸他到後面自吃，不必出來招待。陳之念舊，於此可見一斑。

1926年，吳醒漢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裏一號寓所組織了一個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常在這裏聚會。一次宴會，借宿吳家的馬毓英發現，來客多西裝筆挺，穿戴齊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襤褸，貌似一村夫。這裝束令馬頓生敬意，席散後，他對吳說：“居正真不愧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艱苦樸素。”吳聽了一笑：“覺生（居正號）是最會裝窮的，別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吳淞所修建的房子，多麽舒適。孫先生給他的革命活動費和革命烈士的撫恤費，他都克扣了，用來修自己的房子。”

抗戰期間，傅雷蟄居上海，曾與十余友人組織兩周一次的茶話會。參與者均為知識界人士，有錢锺書夫婦、李平心、陳西禾、周夢白等。大家輪流作文化或科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同時議論時局。傅雷本人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愈的問題；宋奇講過英國詩歌中的布谷鳥問題；雷垣講過相對論入門問題；沈知白講過民族音樂現代化問題；周煦良講過紅學研究；伍子昂講的是近代建築……

齊協民是報人出身的政客，抗戰期間寓居天津法租界，與“天津一班所謂退隱士紳、下野軍閥、聞人後裔和銀行巨子等，酒食征逐，消磨歲月”。他們組織了一個“二五聚餐會”（每星期二、五聚會），輪流在自家坐東。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於民國初年，由一些強勢而閑在的買辦組成。加入這個組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非暴發戶；二、個人資產在百萬以上。分所所址設在當年日租界和中國地界接壤處，屬於“三不管”地帶，便於成員吃喝嫖賭抽。分所成員大約有五十來人，每天傍晚6點左右到“所”聚會，消遣作樂。

行商分所不設賬房，負責人名於老八，另有十余員工。所內賭博不用現款，由於老八代為記賬，事後清算。分所內備有中西餐及點心部，名酒菜肴應有盡有。如逢某人遇喜慶事，就叫義和成、聚和成、全聚德、會芳樓（清真）等飯莊來，大擺宴席。成員也可以帶親友去玩，但須嚴控來賓身份，窮小子是進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鹽務署長張英華在小方家胡同設家宴，內務總長孫丹林到場時，見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淩霨、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吳景廉等已在座。吳、王兩議長正橫榻抽鴉片，見孫丹林進來，便舉槍讓孫，孫辭以不會吸煙。後眾人入座打牌，又讓孫參加，孫仍以不諳賭博相辭。吳景廉嘲諷道：“孫總長既不會吸煙，又不會打牌，真是好人，無怪乎現在有好人內閣之稱號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內閣後，決定派湯化龍和林長民赴日本、美國考察。行前，湯化龍在石板房胡同頭條私宅宴請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間，田駿豐痛飲梁善濟從太原帶來的汾酒，竟致過量，醉死在湯家的沙發上。湯當時頓足大哭，極為哀痛。哪知就在這次考察行將結束，湯於溫哥華候船回國期間，在當地華僑舉行的宴會上，被一個理發師拔槍擊斃，客死他鄉。

張學良易幟後，何其鞏為北平市長。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間強迫學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則罰說笑話一個。傅便即席編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讀書時，有一學長，讀書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離口。會其新婚之夕，我與同學好事者數人，潛到其窗前聽房，久久不聞聲息。眾皆興盡，行將散去。突聞新郎長籲一聲，悄問新婦：‘何其鞏（通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