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習慣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張石川給人的印象是“鼻子靈，手腳快，口若懸河，能把死人說活”，他有時講電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戲不相幹的人吸引來“聽總經理說書”。而一回家，他即換了一個人。其妻子回憶說，張石川不好人情往來，受不了悠閑，反對消遣，不會休息，他的時間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戲，還是拍戲。到家後，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馬桶上一坐，看蝴蝶鴛鴦派的小說，其實也不是消遣，而是從中找素材編劇本。說張石川是一台制造電影的機器，似也不為過。

聞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煙進行時拍的，可見其煙癮之大。給人印象最深的應該是他任西南聯大教授時，嘴含煙鬥在石林的留影，這張照片後來成為不少畫匠的“模特”。聞一多任教青島大學時，總是抽當地產的紅錫包牌香煙。

載漪平時不穿洋布，不點洋蠟，不用洋紐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東西，他都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國以後，他從西北回北京，路過蘭州時，甘肅督軍張廣建在省公署設宴款待，並邀請各廳局長作陪。張不明載漪的底細，出於對端王的盛情加討好，這頓飯安排為西餐。載漪入席後，發現長條桌上鋪著白色桌布，擺著一份一份的刀叉，頓顯不悅。他對張廣建說，吃洋飯我不習慣。張以為載漪是不習慣使用刀叉，便把載漪請到旁邊，自己坐在客人席上，親自為載漪切菜。載漪礙於面子，很不情願地吃了這頓飯。

閻錫山每次理發，都令其警衛持槍對準理發師的太陽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齡有潔癖，日常生活中離不開蒸餾水和礦泉水。在廬山時，也要人從山下捎上去蒸餾水。她還曾把維琪牌瓶裝礦泉水犒賞給侍從室的高級職員。

蔣介石有記日記的習慣，從不間斷。在廣州時，無論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記寫好。他請了幾個有文字根底且書法不錯的老夫子幫他抄寫日記，去哪兒都帶著他們。

翻譯家耿濟之不嗜煙酒，不染惡習，卻有兩個“怪習”：寫作時，左手手指總是有節奏地敲著桌子；思考時，總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筆夾在當中。

收藏家陳夢家很有生活情調，但不喜歡種花，不喜歡照相，不喜歡聽音樂。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後，有傳吳稚暉將繼任，吳說：“不可以，千千萬萬不可以。我有一個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曠地上去拉屎，你們想，那成什麽體統，豈有一國元首，會像我那樣的？”

豐子愷自稱平時生活離不開這幾樣東西：一毛大洋一兩的茶葉，聽頭大美麗香煙，有人供給開水的熱水壺，隨手可取的牙簽，適體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蘇州當年多家茶館有固定的茶客，據說有人從十幾歲起開始泡茶館，一直泡到六七十歲甚至更老時死去。他們每天跟上班一樣，按點到，坐同一個位子。甚至有人還立下遺囑，死後子承父業，兒子要繼續天天坐在他的遺座上喝茶。

尚小雲逢演出時必得喝滾燙的茶水。據說他從來不怕燙，能用剛開的水漱口。剛沏的茶，他張口就喝。唱戲時，他的茶壺有專人管著，任何人不許動。如果下了場沒有滾燙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發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華時，每晚上床後，“例須讀書一二小時”，而清華是到點熄燈，浦便秉燭夜讀。一日蠟燭用畢，浦差校工去買洋蠟，誰知誤買了卷煙，致浦“是晚苦極，輾轉不能睡熟”。

戰後胡適任北大校長時，家在東廠胡同。他每天坐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上班，車裏總是放上許多線裝書。到松公府夾道北大辦公樓門前下車，胡適便抱著一摞書進辦公室，下班又抱著一摞書出來，天天如此，從不拎皮包。

劉文輝雖有大煙癮，卻未受大煙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變。即便吸大煙時，也總是一邊抽一邊看報紙，成為習慣。

胡適有記日記的習慣。他把日記寫在專門定制的稿紙上，一張十行，每行25字，邊寬格大。胡適寫日記與眾不同，除了記人記事，還剪貼當日的報紙，故篇幅驚人。胡適的酬酢之事幾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時，某日羅隆基、徐志摩、梁實秋同去其極司菲爾路寓所，適其待客，三人便在書房等候。徐志摩挑頭，偷看起胡適的日記，胡飲宴時羅列的名字中時有三人出現，羅隆基說：“得附驥尾，亦可以不朽矣！”

魯迅煙癮極大。在浙江兩級師範教書時，抽強盜牌；到北京後，抽哈德門牌，都不是什麽高档煙。魯迅當眾吸煙時，動作也與眾不同，不是先把煙盒掏出來，抽出一根叼嘴上點燃，而是把手伸進衣內口袋裏，直接摸出一根煙來。

高長虹回憶說：“煙、酒、茶三種習慣，魯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魯迅那裏的朋友，一去就會碰見一只蓋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時也正是最喜歡喝酒的時候，所以在他那裏喝酒，是很尋常的事。有時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買起很闊的金嘴香煙來。勸他買便宜的國產香煙，他說：‘還不差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