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聚會(第2/6頁)

1936年5月23日,金城銀行廣州分行開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特地從上海趕來主持開幕儀式。當日賀客雲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於廣州南園酒家,來者不拒。有人記述說:“菜肴豐盛,有燕窩、魚翅、烤小全豬諸品。酒,中外均備,茅台尤多,盡吃。橙汁如流水,一切聽客飲用。一夕之費,耗資甚巨。”周作民在中廳招待要客,同席有羅文幹、梁士詒之子梁定薊、廣東財政廳長區芳浦等。席間羅文幹說:“我在銀行界有兩個好友,一張公權,一即周作民,不過兩人共患一種病——怕老婆。”眾人聽後哄堂大笑,周則張開五指發誓:“誰怕老婆,誰是王八。”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因翻墻跌傷胸椎,到杭州西湖別墅療養。南京中央醫院電療科的黃醫生曾去治療一個療程,蔣病況大為好轉。一天上午,蔣用方言對黃說:“黃醫官,依弗同我講言話,曉得地個寧蠻好白相。今朝請依吃飯,到‘樓外樓’去吃糖醋裏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勵志社頭目黃仁霖把所有醫生都招至樓外樓,蔣本人也乘車前往。醫生們原以為主人請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蔣的侍衛人員早已給蔣另定專室,醫生們則單在一起聚餐。

抗戰勝利後,戴笠到北平,在偽憲兵司令黃南鵬家大宴華北群奸。飯後,他宣布依據中央命令,將席上漢奸悉數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陳彬和在新亞飯店請客,招待德國女作家柯貝爾。胡風應邀赴宴,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有冷氣的房間。”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長沙訪田漢,田請郭吃飯,有數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時詩興書興並發,索筆狂草,題詩一首。跑堂的在一邊嘆道:“這位先生是誰?寫詩不用打稿子,拿起筆來龍飛鳳舞,就跟我們掃地一樣。”

戰後,作家李健吾受鄭振鐸委托在上海辦《文藝復興》雜志。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騰飛,雜志面臨困境。鄭振鐸在廟弄請編輯和作者飽餐了一頓福建菜,來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錢锺書、靳以、艾蕪、辛笛、唐弢等。除魯迅已去世,老舍赴美國外,現代文學史上“魯郭茅、巴老曹”中的四人都到席。席間郭沫若對鄭振鐸說:“你不付稿費,我們也為你寫稿。”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閑極無聊,便約幾個朋友到什刹海會賢堂樓上面湖喝茶。他對朋友說,我們在這裏偷閑,這個當兒說不定會有一件什麽大事發生,他還即席作《減字木蘭花詞》一首:

會賢堂上,閑坐閑吟閑眺望。高柳低荷,解慍風來向晚多。冰盤小飲,舊事逢君須記省。流水年光,莫道閑人有底忙。

1925年雙十節,孫伏園在北京大柵欄一家西餐館請客,答謝《京報》副刊的作者。在一間餐廳裏擺著一大張長條桌,面對面坐滿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簽。席上錢玄同不斷地和李伯玄、陳學昭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開玩笑,兩人都不知該如何對答。

1922年七夕之夜,趙眠雲約鄭逸梅、範煙橋、顧明道等五六人到蘇州留園涵碧山莊閑談,大家覺得這種聚會很有意思,便商量著結成一社。範煙橋說,今晚是雙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會,所談無非文藝。後來不斷有人加入,十年後,恰好湊成36人——天罡之數。他們的聚會以茶會為主,點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兩三次較具規模的聚餐。

民國時期,蘇州無衣食之憂的少爺們,每天無所事事,常去泡茶館。茶館漸漸便成了他們談天說地的俱樂部,鄭逸梅後來回憶說:“他們談話的資料,有下列幾種:一、賭經;二、風月閑情;三、電影明星的服裝姿態;四、強奸新聞;五、諷刺社會……一切世界潮流,國家大計,失業恐慌,經濟壓迫,這些溢出談話範圍以外的,他們決不願加以討論。”

張恨水在南京當記者時,有個聚會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約二三十人,年紀從十幾歲到四十多歲不等。圈子裏天天聚,參與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聖嘆所言:“畢來之日甚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聚會的地點也不固定,夫子廟歌場或酒家、照相館老板汪劍榮家、醫生葉古紅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報》或《華報》、中央商場綠香園等。聚會多是互為賓主,誰高興誰就掏錢。在飯館聚會,鬧酒是難免的,偶爾也鬧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沖歌女大發脾氣之類。喝酒以外的聚會,有時是喝茶,有時是到書場聽大鼓,有時是到莫愁湖劃船,有時是打麻將。十年後,張恨水在重慶憶及往事時嘆道:“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窮得難以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