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交遊（第5/6頁）

1932年11月，魯迅回北平探親期間，寫信給許廣平說：“我到此後，紫佩，靜農，霽野，建功，兼士，幼漁，皆待我很好，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幫是看不見的。”幾年後，魯迅致信曹聚仁：“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張季鸞來天津找吳鼎昌，這本是一次友人間的聚晤。仨人閑步街頭，路過不久前倒閉的《大公報》門口，見雙門緊閉，金字招牌尚高懸門額，吳鼎昌對胡政之說：“這是你抱過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嗎？”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當然願意再當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濟湯’。”吳說：“錢不成問題。難得季鸞也在這裏。咱們就湊合起來吧。”三人一捏咕，當即商定由吳籌資五萬元，盤下《大公報》，胡、張來經營。

後來，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並稱《大公報》三巨頭，又有一說《大公報》是吳的錢，胡的人，張的筆辦起來的。這張起步於1926年的新記《大公報》，也成為此後二十多年間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家民營報紙。

張季鸞與蔣介石關系不錯，他在任何場合提及蔣介石，不叫蔣委員長，也不叫老蔣，只一種稱謂——蔣先生。但他與蔣交往並非無原則，他曾向一位《大公報》同事談起：“蔣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並且說，錢不夠用，還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錢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麽能去呢？怎麽能用他的錢呢？”

1927年8月22日，郁達夫時在上海，當晚去參加一個聚餐會，第一次見到冰心，郁達夫說：“（對）她的印象，很使我想到當時在名古屋高等學校時代的一個女朋友。”

1928年夏天，郁達夫作避暑之北遊，8月29日的日記說：“午後上平則門外去散步，走到了四點回來。睡了一忽，精神恢復了，出去吃晚飯，遇見了許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約此後一禮拜中，當為他們分出一部分工夫來，作互相往來，傾談，同遊之用。”

錢穆和胡適曾為北大同事，其間錢穆曾數訪胡適，而胡適只回訪一次。

錢昌照與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說：“宋子文是一個典型的歐美派，在家裏都是用英文交談。不過我每次到他家，堅持說中國話，不說英文。”“抗日戰爭中，在重慶時，沈性元帶兒子士湘住歌樂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慶。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總在怡園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總與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稱陳宦為“中國第一號人物”。章去世後，陳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於1893年，20多歲即成大名。他回憶說：“1920年一個夏天，梁任公（啟超）、蔣百裏（方震）兩先生由林宰平（志鈞）先生陪同來我家訪我，以前輩而枉顧我一後學，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開始。”

1927年，蔣介石與唐生智在長沙見面，蔣提出與唐結拜，被唐拒絕。唐說：“結拜也靠不住，從這次湖南大變動中，我摸透了，過去和我拜過把子的人，口裏喊哥哥，手裏摸家夥。拜把兄弟幹起來，比外人還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從南開中學寄來的明信片（熊寫信習慣用明信片），此前梁曾發表一篇佛學論文，說熊為“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余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釗，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畫家吳湖帆家“座上客常滿”，鄭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說：“我在他寓中，認識了劉海粟、汪亞塵、張大壯、呂貞白、許姬傳等。”

冒辟疆的後人冒鶴亭交遊極廣，在當年，通信是一種重要的交遊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著，按照省份分別收於紙袋中，後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優遊閑適。他寫給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為證：“請公於明日中午12點鐘前，枉蒞寒舍便飯，飯後同往公園賞芍藥，隨至中和聽劇。李桂芬兩出《十八扯》、《趕三關》，林月霞一出《白水灘》，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為呂生次溪，無外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