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第4/18頁）

但是盡管如此，人們在20世紀與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間，卻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在充滿著疑懼的背影之下進行，偶爾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產品。在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不明地域，在永恒的尋求真理之中，在充滿著幻想預言者的世界裏，一種新文學類型（主要是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期，大多由盎格魯——撒克遜裔所特有）因而產生，即“科幻小說”。這一新的類型，於19世紀正進尾聲時，由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並由韋爾斯（H.G.Wells，1866—1946）首發其初。雖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現裏，例如電影、電視上常見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飛船是馳過太空的馬匹，死光槍是其六發式的左輪槍，充其量不過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兒，延續其冒險幻想片的舊風而已；可是在20世紀下半期一些比較嚴肅的科幻作品中，卻可見其偏向幽暗沉郁，至少對人類現狀與未來不敢肯定的模糊觀點。

人們對科學的疑懼，主要基於四種感覺而生：科學的奧妙深不可解；科學的實用及後果晦不可測，甚至有災禍可能；科學越發強調了個人的無助，並有損及權威之虞。我們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種心情，即就其對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種幹擾程度而言，科學天生便具有危險性質。前兩種想法，為科學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後兩種感情，多為外行人所獨具。作為門外漢的個人，面對這種無助感覺，只有去尋找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幫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雲，“天地之間，有許許多多事物……遠超過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們的解脫之道，就是拒絕相信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學”解釋；並饑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霧——“正因為”這些謎團看來不合情理，極端荒唐。至少，到這個未知並且不可知的世界裏，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科學的勝利愈明顯，尋求不可解的饑渴愈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告終，戰後不久，美國民眾（1947年）就開始沉迷於看見大批“不明飛行物”（UFO）出現（美國佬這股新風氣，不久就為一向是他們文化跟屁蟲的英國人所跟從），顯然是受到科幻小說的想象激發。他們堅信，這些不明飛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來的訪客；其文明不但與我們不同，而且更比我們優異。其中最狂熱的“目擊者”，甚至口口聲聲宣稱，親眼見形狀怪異的外來客，從這些“飛碟”之中現身；有的還表示被它們招待上船兜風呢。這種現象，成為世界性的奇觀，不過若打開這些天外來客的分布圖一看，就可發現來客們特別偏愛盎格魯—撒克遜族，老喜歡在他們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轉。此外，若有誰對“不明飛行物”現象提出任何疑問，就被這批UFO迷斥之為科學家的小心眼兒，因為他們不能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因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還有陰謀論一說，認為某些人故意將高級智慧隱瞞起來，好讓一般人永處“不可使知之”的無知之中。

這些想法，卻與傳統社會對魔術和奇跡的信仰不同，也與人類自古以來即對神明靈怪永遠充滿好奇的心情有異。在傳統的社會裏，現實中發生的奇物異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當然的一部分——事實上，看到一架飛機，或拿起話筒講話這類經驗，遠比自然中的奇異現象令傳統人驚異多了。而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從單面木刻的傳奇故事開始，一直到今天美國超級市場收款處擺賣的通俗雜志，更充斥著種種古靈精怪的詭異報道。今天人們的反應，都不屬以上感情，卻是對科學主張及統治的一種反抗，有時甚至是有意識的抗拒心理。例如自從科學家證實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現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後，一些邊緣團體（又以美國為風氣中心），便起來強烈反對在飲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對的理由，不但是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視為卑鄙的陰謀（這是最極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這種強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眾的身體。庫勒裏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 ，1963）一片，即對這類意識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將人類對科學的懷疑以及對其後果的恐懼，完全表露無遺。

隨著生活日益為現代科技——包括其中的醫學技術——及與之同來的風險所吞沒，北美文化的孱弱體質，也有助於這類疑懼心理的散布。美國人好訴訟，喜歡上法庭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這種奇怪癖性，更讓我們看清他們心中存有的恐懼（Huber，1990，pp.97—118）。豈不見殺精型避孕藥（spermicides）導致畸形胎兒嗎？豈不見高壓電線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嗎？專家有專家的判斷標準，平常人則有他們的希望和恐懼，兩者之間的鴻溝，更由於雙方在意見上的差距而愈深。在專家只顧“一萬”的冷靜分析裏面，可能認為利害相權之下，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風險。但是對只怕“萬一”的個人來說，自然只希望風險為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