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第6/18頁）

誠然，科學家自己比誰都清楚，也比誰都早知道，他們的發現可能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自從第一顆原子彈實際使用以來，某些科學家便向他們的政府首腦提出警告，要當心世界現在有了這個毀滅性的力量可供驅使。但是在科學與潛在災禍之間畫上等號，卻是20世紀下半葉才發展出的概念。其第一階段——核戰爭的噩夢——屬於1945年後超級大國對抗的時期。第二階段，則屬於70年代揭幕的危機時期，範圍更為廣泛。但是回到大災難的時期，也許是由於世界經濟增長的嚴重減速，人類還心安理得，大做其人定勝天的科學美夢。至少，如果最糟糕的情況真的發生了，人們也以為自然之力無窮，自有辦法重新調整，適應人類闖下的禍事。[9] 而另一方面，當時唯一令科學家輾轉難安之事，只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理論到底代表著什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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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年代”中的某一時期，科學家們的發現發明，與基於感官經驗（或想象）的“現實”之間的那個環節，忽然斷裂。而在科學與基於常識（或想象）的“邏輯”之間的環節，此時也同時斷落。兩項斷裂，彼此強化，因為自然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倚重用紙筆寫數學公式之人，而不靠實驗室內諸公。20世紀，於是成為理論家指導工程師的世界，前者告訴後者應該找些什麽，並且應該以其理論之名尋找。換句話說，這將是一個數學家的世界——不過根據作者得自權威的指點，只有分子生物學，由於其理論依然很少是例外。並非觀察與實驗降為次要，相反地，20世紀科技的儀器、技術，比起7世紀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改變都更巨大，其中有幾項甚至因此獲得科學界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10] 即以一事為例，電子顯微鏡（electron microscope，1937）和射電望遠鏡（radio telescope，1957）的發明，便突破了歷來光學顯微鏡放大的限制，使得人類可以更深入地近觀分子甚至原子世界，遠眺遙遠宇宙蒼穹。近幾十年來，在計算機的協助之下，種種程序過程的自動化，以及愈加復雜的實驗活動與計算，更使實驗人員、觀察人員，以及負責建立模型（model）的理論人員更上一層樓。在某些領域，例如天文學，儀器的進步更造成重大發現——有時卻屬無心栽柳的意外結果——並由此更進一步推動理論的創新。基本上，現代天體學（cosmology）便是由以下兩大發現所促成：一是哈勃（Hubble）根據銀河系光譜（spectra of galaxies，1929）分析所做的觀察結論——宇宙在不斷擴張之中；一是彭齊亞斯（Arno A.Penzias）與威爾遜（Wilson）於1965年發現了天體背影輻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電波雜音（radionoise）。但是，對“短20世紀”的科學研究而言，雖然理論與實務依舊並重，指揮全局者卻已是理論大家。

對於科學家本身來說，與感官經驗及常識告別，不啻意味著從此與本行經驗原有的確定感，以及過去慣用的方法分道揚鑣。這種現象的後果，可由20世紀前半期眾科學之後的極為重要的學科——物理學——的演變一見分曉。誠然，物理學的關心焦點，仍舊是小到（不論死活）一切物質的最小成分，大到物質最大組合的質性結構。就這方面而言，它的地位依然無可動搖，即使在世紀末了的今天，仍舊是自然科學的中央梁柱。不過進入20世紀的第二時期，物理學的寶座卻面臨生命科學（life science）的挑戰；後者則因50年代後的分子生物學革命而完全改觀。

所有科學之中，再沒有一門學問，比牛頓物理的世界更堅實、更連貫、更講求方法。但是普朗克（Max Planck）和愛因斯坦的理論一出，再加以源自19世紀90年代放射線發現的原子理論問世，卻使其根基完全動搖。古典物理學的世界是客觀的，即在觀察工具的限制條件之下（如光學顯微鏡或望遠鏡），可以對事物進行適當觀察。古典物理學的世界也絕不模棱兩可：任何一種物體或現象，不是此就是彼，不是如此便是那般，其間的分野一清二楚。它的定律法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論微觀世界或大天體，在任何時空下均能同樣成立。銜接各個古典物理現象的機體，也明白可辨，可以用“因果”關系的名詞表達。在這個基本觀念之下，整個古典物理學世界的系統屬於一種“決定論”（determinism），而實驗室實驗的目的，則專在摒除日常生活籠罩的復雜迷障，以展現其確定性的本相。只有傻瓜或小孩子，才會聲稱鳥群或蝴蝶可以不顧地心引力定律自由飛翔。科學家當然知道世上有這種“不合科學”的說法，可是作為科學中人，這些“胡說八道”不關他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