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第5/18頁）

事實上，這種恐懼感正是只知道自己生活在科學掌管之下的平凡男女，對未知的科學威脅所持有的害怕心理。而其恐懼的強度與焦點，則依觀點不同，以及對現代社會懷有的畏懼而有異（Fischhof et al.，pp.127—152）。[7]

然而，在20世紀的前半葉，對科學造成最大戕害的來源，卻非上述這些在科學不可控制的無窮威力下，卑躬屈膝的平凡眾生，而是那些自以為可以控制科學的人。綜觀世上，一共只有過兩家政權（除了日後向激進主義回歸的政權為特例之外）乃是基於“主義”主動幹涉科學研究，兩者都致力於技術上的無限進步。其中一家，甚至致力於一種與“科學”視為一體的意識形態，並對理性及實驗的征服世界，發出歡聲慶祝。但是斯大林作風與德國納粹主義，都是為了實際技術的目的才采納科學；而科學之為物，卻是向一切以先驗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提出挑戰。因此在實際上，這兩家政權都拒斥科學，不能接受它向既有事物挑戰的姿態。

因此，兩家政權都對“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大感不安。納粹斥其為“猶太”邪說，蘇聯思想理論家則將其歸之於不夠“唯物”（materialists）——這個字眼，在此是根據列寧的定義而論——不過在實際上，雙方卻對此容忍，因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絕對少不了標準的“後愛因斯坦”物理學家。不過納粹主義卻將猶太人和各種反對派掃地出門，不但使它自己盡失歐洲的物理天才，同時也等於一舉毀滅了20世紀初期德國科學原有的優越地位。1900—1933年間，66個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中，有25個落在德國；但是1933年以來，德國得獎率卻不及十分之一。德蘇兩政權與生物科學也不搭調。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政治，嚇壞了嚴肅的遺傳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紛紛與其保持距離，不願與任何培選人類基因的政策搭上關系，主要是被種族主義者對優生學的狂熱激情所嚇阻（這項政策，還包括消滅在優勝劣汰法則之下的“不適者”）。不過悲哀的是，我們得承認，當時在德國生物學和醫學界中，確也有許多人相當支持納粹的種族主義政策（Proctor，1988）。至於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政權，則基於意識形態理由，與遺傳學格格不入。因為其國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則主張，只要付出足夠努力，“任何”改變均可達到。可是科學卻不以為然，指出不論就總體的進化而言，或特定的農業而論，這都是不可能的結果。至於在其他情況之下，兩大派進化論生物學家之間的爭議，則得靠討論會和實驗室才能解決——一派追隨達爾文，認為遺傳特質由天生基因決定；另一派則師法拉馬克（Lamarck），主張遺傳物質是後天產生，在生物一生中獲得並演化完成——事實上，在大多數科學家的眼中，此事已經塵埃落定，勝方屬達爾文派。不論別的，單就找不到自後天取得遺傳物質的滿意證據，就可以決定答案了。但是在斯大林的治下，一位偏激的非主流生物學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1898—1976），曾以拉馬克式的主張，贏得政治當局的支持。他認為若根據拉馬克的程序，縮短一般舊式生產和飼養過程，農業生產將可大增。在當時那種時候，與當局唱反調自然是極為不智之舉；蘇聯最負盛名的遺傳學家、院士瓦維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5—1943），就因為不同意李森科的謬論（其他的蘇聯正派遺傳學家也對李森科不以為然），病死勞改營中。不過蘇聯生物學致力駁斥遺傳學說，根據外面世界的了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為全體遵行的官方立場，並至少一直延續到斯大林死後才告終止。像這一類無理性的政策，對蘇聯科學戕害之大，自然後患無窮。

德國納粹與蘇聯兩大政權，雖然在許多方面截然不同，卻有一種共同信仰，認為它的公民都贊同一個“真正的信條”，只不過這個信條不是天定神諭，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識形態權威裁定。因此，眾多社會民眾對科學同有的不安感覺，在此終於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徑——這裏不像其他國家，後者在19世紀漫長的時期中，都已學得一門功課，就是民眾的個人信念茫不可知。事實上正統宗教式世俗政權的崛起，正如我們在前所見（參見第四和第十三章），原是大災難時期的副產品，壽命並不久長。無論如何，硬要把科學塞進意識形態的緊身衣內，根本就有違效果，如果還真的認真去實行，其結果可想而知（例如蘇聯亂搞其生物科技的做法）。就算放手讓科學自由，卻堅持意識形態至上，其現象也可笑至極（例如德蘇的物理學界）。[8] 進入20世紀後期，官方再度對科學理論施加條件的作風，則由以宗教激進主義為基礎的政權接手。但是這些人與科學之間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覺，卻一直持續著，更何況科學本身一日千裏，越來越不可思議和不可確定。不過要到20世紀下半葉，這種心理才轉由基於對科學實際效應的恐懼所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