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第3/18頁）

然而，不論科學發明多麽艱深難懂，一旦發明出來，便立即轉向實際科技用途。因此，晶體管是1948年固體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結晶的電磁性質）產生的副產品（8年之內，發明者便榮獲諾貝爾獎）；正如1960年發明的激光，也非來自光學研究，卻是研究電場中分子共振的附帶結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發明人，也很快得到諾貝爾獎。而劍橋和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於低溫超導的研究獲此殊榮。1939—1946年間戰時的研究經驗證實——起碼對盎格魯—撒克遜裔而言——只要將人力物力資源大力集中，再困難的科技難題，也可以在幾乎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解決。[5] 於是更加鼓勵了不計成本，只要於戰爭有利，或於國家名譽有益的各種先鋒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計劃）。因此，越發加快了實驗室科學轉為實用技術的速度，其中某些項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廣泛。激光，就是實驗科學快速搖身一變，成為實用技術的最佳例證。1960年首次於實驗室中出現，到80年代末期，已經以激光唱盤（compact disc）的形態推廣到消費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腳步更快。脫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術（DNA recombinant）——就是將一種生物基因，與另一種生物基因組合合並的技術——其實際用途的應用性，1973年首次獲得認可。不到20年的光陰，生物科學已經是醫學和農業研究上主要的投資項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論及其應用的爆炸性增長，使科學新發現如今更以越來越短的時差，轉變為種種終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實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組連傻瓜也會按的鍵鈕，只要按對了地方，就可以觸發一連串自我行動、自我校正，甚至能夠自我決策的程序，並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術，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實更理想的情況是，這一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盤設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錯之時更正即可。90年代超級市場的結賬台，就是去除人為行動的最佳例證。收款員只要會認錢，知道什麽是元角分，什麽是一元十元，再把顧客遞來的錢數，打進收款機即成。自動掃描機則將商品上的條碼轉成價錢，全部計算好，再從客人所付的金額減去，然後便告訴收銀員該找多少零錢回去。這一連串程序背後的實際操作，其實極為復雜，要靠一組非常精密詳盡的軟硬件設備才能進行。但是除非出了什麽差錯，這一類20世紀末期的科技奇跡，往往只需收款員認得基本數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時間，以及耐得住無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識字，更不用有學問。對收款員來說，這中間到底怎麽回事，機器怎麽知道客人該付多少，自己又該找多少，根本無關緊要，雖不懂也不必懂。他們的操作條件，並不需要知道其背後的所以然。魔法師的徒弟，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學問不夠了。

就實際目的而言，超級市場的結賬台，的確代表著20世紀末期人世的常態。先進前衛的科學技術奇跡，不需要我們有任何認識，也不需我們進行任何修改——就算我們真的了解，或自以為了解——就可以輕松使用。因為別人會替我們，甚至已經替我們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們本身是這一行或那一行的專家，即也能夠設計、制造，或如果東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對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學技術結晶的產品，也不得不屈就門外漢的身份。而且，即使我們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奧妙原委，事實上這份知識也無必要，與我們實際的操作使用毫無關系。就好像撲克牌到底如何制造，對一名（誠實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義可言？傳真機的設計（為什麽洛杉磯塞進一張紙頭，倫敦就如樣復制吐出一張），乃是為了那些對其中道理毫無概念者所制造。同樣的傳真機，換由電機系教授使用，也不會因此便產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過緊密聯系人類生活行動的實用技術，科學每天都向20世紀的世界展示著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無所不在——就像安拉之於虔誠的穆斯林一般——甚至連最偏遠的人類社會，也知道晶體管收音機和電子計算機之為何物。人類這股可以產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於何時成為共有的普遍意識，說法雖然紛紜，尤其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都市裏，確定時日更不可考，不過一般來說，肯定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即已存在。無論如何，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依此推論，20世紀的意識形態，應該沐浴在科學的勝利光輝中發揚光大，正如19世紀的現世意識一般，因為這是人類意志的偉大成就。同理，傳統宗教思想對科學的抗拒，19世紀對科學產生的重大疑慮，至此也應該更加削弱才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力，不但在20世紀多數時期日漸衰微（我們在後面將會有所討論），即使連宗教本身，例如發達世界中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也開始倚重奠定於高等科學的現代技術。遇上緊要關頭，一名20世紀初年的天主教神父、伊斯蘭教經師，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據15世紀的方式，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宛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Faraday）、拉瓦錫（Antoine Laureat Lavoisier）等人從來不曾存在似的。事實上，這一類19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並無大礙，與其神學或經典內容也沒有不甚相容之處。可是時至一個梵蒂岡不得不通過通信衛星舉行聖餐儀式，16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靈（Turin）教堂，被羅馬教會宣稱為耶穌受難後的裹屍巾，也可以用輻射碳（radio-carbon）鑒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難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處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眾傳播他的談話，使用的媒介是盒式錄音機；而決定獻身於《古蘭經》訓誨的國家，同時也全力進行本身的核武裝。當代最精密復雜的科學，通過經由它們產生的實用技術，被人類在“事實上”（de facto）全盤接受。在20世紀末的今日紐約，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攝影器材的銷售，竟多成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專業——哈西德是美國東部地區一支彌賽亞的猶太宗派，除了儀禮嚴格並堅持穿某種18世紀波蘭服裝之外，還以對知識追求具有狂熱愛好聞名。就某種形式而言，所謂“科學”一詞的優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態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並承認。美國的新教激進主義者，即駁斥進化論不符合《聖經》的教訓（即宇宙今日的面貌，是6日之內的創造所成），要求學校以他們所稱的“創世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取代達爾文學說，至少也應該兩說並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