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

你認為，今天世上還有一塊可供哲學容身之地嗎？

當然。可是，卻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學的知識與成就之上……哲學家們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絕起來，與科學不相往來了。科學，不但已經大大地擴大並改變我們對生命和宇宙的觀念，對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8）

氣體動力學（gas dynamics）中的標準內容，是該作者擔任古根海姆獎金研究員（Guggenheim Fellowship）時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據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業的需要左右。在這樣一個架構裏，針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予以證實，隨之被視為一項重要步驟，因為它可以促成“通過對細微地心引力影響的考慮，造成彈道精確度”的改進。戰後物理學的發展，愈來愈集中於這類具有軍事應用的領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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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在20世紀無孔不入，20世紀也對自然科學依賴日深，這兩方面都史無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棄自己對天文的學說以來，還沒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這般，對自然科學感到如此不自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正是20世紀史學家必須處理的一大課題。不過在作者冒昧一試之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有幾個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兩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人數，全部加起來約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實際從事研究實驗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們，據估計在500萬名左右。其中有100萬人，是在科學頭號大國的美國；比此稍高一點的人數，則在歐洲。[1]

雖說科學家的總數，仍只占人口的極少數——即使發達國家亦然——可是他們的人數，卻在繼續驚人地增加，在1970年後的20年間，幾乎呈倍增之勢，連最先進的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學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頂而已。這座冰山，是一股龐大的潛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紀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參見第十章），代表著全球總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學家，越來越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學位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以80年代為例，任選哪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平均每年每百萬人口中，便產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學博士（Observatoire，1991）。這一類的國家，也在科學上花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而且其款項多來自公共資金——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某些最昂貴的所謂“大科學”，除了美國，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國單獨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連美國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卻有一個嶄新現象。雖然約九成的科學論文（論文數則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種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發展，卻在20世紀宣告終了。大災難的時期，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暫時得逞的那個年頭，已經將科學的重心移向美國，並且從此就由美國長執牛耳。1900—1933年間，美國科學家得諾貝爾獎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間，卻暴增為77人。其他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實力經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獨立的研究重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國家，例如新西蘭和南非，卻基於國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學家們紛紛出走外流。與此同時，非歐洲系科學家也迅速崛起，尤以東亞及印度次大陸為首，且增長情況驚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遍數亞洲地區，只有一人得過一次諾貝爾科學獎的榮銜——印度的物理學家拉曼（C.Raman）於1930年獲物理學獎。但自1946年以來，卻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來自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當然，光看諾貝爾獎記錄不足為憑，明顯有低估亞洲的科學振興之嫌；正如單憑1933年前的得獎名單，也有小覷當時美國的科學進展之虞。不過值此世紀末時，世界上的確也有部分地區，論其科學家的人數，不但實際數字偏低，相對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驚人的是，亞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國名下得獎，而非以本籍獲此榮銜（事實上在美國得主裏，身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為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裏，自然科學家講的是同一種國際語言，采取的是同一種研究方法，卻出現一種怪異現象，那就是反使他們大多集中於一兩處擁有合適設備資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數幾個高度發達的富國之內，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當年的大災難時期，世上的天才智囊為了政治理由紛紛從歐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來，主要卻是為了經濟原因由貧國改投富國。[3] 這一趨勢並不足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總科研開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貧窮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少得可憐，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