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第2/18頁）

但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裏，科學家的分布也漸漸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為人口及資源集中（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則由於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長之下，無形地在教育機構中形成了一個等級，或所謂寡頭階級。50年代和60年代時，美國半數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負盛名的大學研究院，因此愈發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輕科學家趨之若鶩。在一個民主的民粹世界裏，科學家卻成為社會上的精英階級，集中在數目極少、資助很多的幾處研究聖地。作為“科學族”，他們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因為對他們從事的活動而言，溝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談”），是最重要的中心條件。於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活動對非科學家的外人來說，越發如謎，奧不可解——雖然作為門外漢的一般凡人，借著大眾化的介紹文字（有時由最優秀的科學家本人執筆），拼命地想去聽懂。事實上隨著各門科學的日益專深，甚至連科學家之間，都得靠學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釋自己本行之外的發展動態。

20世紀對科學依賴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謂“高級／精深”科學，即那種不能從日常經驗取得，非多年訓練無法從事——甚至無法了解——最終以研究進修為最高頂點的知識學問，與今日相比，實際應用範圍極狹窄，直至19世紀末時才開始改觀。17世紀時的物理學和數學，主宰著工程師們；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在化學和電氣方面的發現，已成為工業及傳播不可或缺之物。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探索，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前鋒，甚至可帶來科技上的進步。簡單地說，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早已是19世紀資產階級世界的核心；雖然一般實際之人，並不曉得該把這些科學理論成就如何應用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當時候派上用場，轉為意識形態發揮：例如牛頓定理之於18世紀，以及達爾文學說之於19世紀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面，繼續為生活經驗、實驗、技能，以及訓練過的常識所主導，充其量，也只能將人生累積的現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統地傳播而已。其中包括農業、建築、醫藥，以及其他各種供應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項人類活動。

但是到了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進入“帝國的年代”，不但現代高科技的雛形開始出現——單舉汽車、航空、無線電廣播、電影等為例足矣——現代科學理論的輪廓也於此時成形，如相對論、量子論（the quantum）、遺傳學（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連最奧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如今也被視為可以有立即實際應用的潛能：從無線電報到X線的醫學用途，都是深奧理論應用在實際技術上的實例，兩者都是19世紀90年代的發現。不過，盡管“短20世紀”的高等科學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見；盡管新世紀的高等技術，也已潛藏在高等科學之中，但是就當時來說，後者畢竟仍不是一件時時處處不可缺少，沒有它難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動之物。

然而，這卻正是時至今日，當兩千年正近尾聲之際的現象。我們在第九章中已經看見，建立於高級科學理論研究之上的應用技術，壟斷了20世紀下半期經濟的興旺繁榮，而且此景不限於發達世界。若沒有已達目前農藝之境的遺傳科學，印度和印尼兩國，便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喂飽它們爆炸般增長的人口。到20世紀結束時，生物科技已成為農業和醫藥領域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一類先進科技的應用，給人印象最深之處，即在其根據的理論及發現本身，根本遠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範疇之外（包括最先進最發達國家在內），所以事實上全世界只有極少數人——也許幾十位，至多數百名——從剛一開始，就能領悟到它們可以應用在實際用途之上。當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發現核裂變時，甚至連某些物理界最活躍的成員，例如偉大的玻爾（Niels Bohr，1885—1962），也懷疑這項發現能否在和平或戰爭上找到實際用途；至於眼前直接的應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當初深諳其潛在用途的物理學家們，不曾把這項發現告訴將軍和政治家，這類武夫和政客鐵定永遠懵然不知——除非後者本身也是高級物理學家，不過此事極不可能。再以圖靈（Alan Turing）1935年那篇為現代計算機理論奠定基石的著名論文為例，本來也只是數理邏輯學家（logician）純理論性的初探而已。戰爭爆發，給了他及其他科學家試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機會，主要是為破譯密碼。然而當圖靈論文初發表時，除了少數幾名數學家外，連有興趣一讀之人都沒有，更別說予以重視。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這名外貌粗拙、臉色蒼白的天才，當時不過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後進新人，根本不是什麽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記憶裏的他，絕非如此（可是他謝世以後，在同性戀者圈中卻廣受膜拜，頗有一代聖者之勢）。[4] 事實上，甚至當科學家的確在嘗試解決眾所周知的重大問題時，也只有極少數的聰明人，在與世極為隔絕的知識圈中，清楚知道這中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記得當年作者在劍橋從事研究時，克裏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學者，也正在該處進行其著名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the Double-Helix）結構研究。研究結果一經發表，他們的成就立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突破。雖然我甚至記得，當時曾與克裏克在應酬場合碰面，可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卻懵然不知就在離我們學院大門不過數十碼處，那個我們每天走來走去經過的實驗室裏，以及我們每日閑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醞釀著一項非凡的發明。我們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於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而是從事這類高深活動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為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既不可能有任何貢獻；對於他們遇到的難題，恐怕更連聽都聽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