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先鋒派已死1950年後的藝術（第4/12頁）

然而，某些藝術在東歐開花吐蕊，其中意義，並不僅限於在政府的容忍下扮演反對角色。年輕的藝術家們，事實上是受到希望之火的激揚；他們希望在戰爭的恐怖歲月終於過去之後，自己的國家能夠步入一個新紀元。他們當中某些人——雖然如今再不願提起——當初甚至真正感覺到青春之帆，正在理想國的清風下飽滿顫動，至少戰後初年如此。少數幾位，甚至一直受到所處時代的激勵，例如第一位引起外面世界注意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瑞（Ismail Kadaré，1930—　），與其說他是霍查（Enver Hoxha）治下強硬派政權的傳聲筒，不如說是這個小小山國的代言人，為它在世界上第一次贏得一席之地（卡達瑞後於1990年移居外國）。但是大多數人，卻很快走上程度不一的反對之路。不過反對歸反對，在這個政治系統二元相對的世界，他們卻也常常拒絕了眼前唯一的另一條路——不論是穿過聯邦德國邊界出奔，或是通過“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的廣播，都非他們所願。即使在如波蘭之類的國家，縱使當前政權已經遭到全面反對，但是除了年輕人外，一般人對本國自1945年來的一段歷史清楚至極，所以他們知道在宣傳家不是黑便是白的兩極對比中，還有那深淺濃淡不同的灰色地帶。這份對現實無奈的辨識能力，使得捷克導演瓦伊達（Andrzej Wajda，1926—　）的影片增添了一份悲劇色彩。60年代30余歲的捷克導演，以及民主德國作家沃爾夫（Christa Wolf，1929—　）、穆勒（Hein er Mül l er，1929—　）等人的作品，那種曖昧難明的氣氛，便是因為他們的夢雖已碎，卻始終不能忘卻。

一個奇怪的現象卻是，在社會主義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區，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往往享有極大的尊榮，並比一般民眾擁有較好的生活條件及某些特殊權利。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他們甚至可能位列國中最富裕的一群，並享有出國的權利，有時甚至有機會接觸國外文學。在各個第三世界國家裏，身為知識分子，甚或藝術家，卻是國家的代表。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優秀作家們，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幾乎一律有外放出使的機會，尤以巴黎為最理想的地點，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的總部在此，但凡有意的國家，都可以派駐好幾名人員，來到這人文風流的“左岸”（Left Bank）咖啡勝地。而大學教授，也有加入政府組閣的指望，其中又以經濟部門為首選。80年代藝術界人士紛紛藝而優則仕，搖身一變成為總統候選人，真的登上總統寶座的現象似乎最近才有（例如秘魯某位小說家即出馬競選；而共產黨下台後的捷克和立陶宛總統大位，則真的由文人出任），事實上早在幾代以前，在歐洲、非洲兩洲某些新生國家即已有過先例。它們往往將尊位榮銜，授予本國少數幾位能在國外享有大名的傑出公民——多半是鋼琴演奏家，例如1918年的波蘭；或法文詩人，例如塞內加爾；或舞蹈家，例如幾內亞。但是反過來，大多數發達西方國家的小說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等藝術人士，則往往與政治完全扯不上關系，甚至連他們當中具有理性傾向者亦然。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文化部門的職位，例如法國、西班牙兩國文化部長一職，即由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和森普隆（Jorge Semprún）分別出任。

在這個空前繁榮富裕的時代，投注於藝術的公私資金自然遠勝以往。甚至過去從來不甚積極照顧藝術的英國政府，80年代後期也以極大手筆，在藝術項目上足足花去10億多英鎊，相形之下，它在1939年卻只有90萬英鎊的藝術類支出（Britain ：An Official Handbook ，1961，p.222；1990，p.426）。至於私人贊助的比重則較低，只有美國例外。在財務優惠的鼓勵下，美國的億萬富豪熱心捐助教育、學術、文化，出手比世上任何一處都為大方。這一方面是出於對生活中更高層次事物的真心喜愛，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第一代的企業大亨，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社會缺乏正式的社會等級，能夠有一點文化世家貴族的地位，總是聊勝於無了。於是這些大手筆的藝術豪客們，不但紛紛將自己的收藏品捐獻給國家或市立藝術館（這是過去的老做法），更競相成立以自己命名的展覽場地，至少也在已有的博物館內，擁有一處自己的畫廊。而其中的藝術品，則根據擁有者或捐獻者規定的形式展出。

至於藝術市場，從50年代起，更發現將近半世紀之久的不景氣已經解套。藝術品的價格，尤其是法國印象派、後期印象派以及近世最出名的早期巴黎現代畫派（modernism）的作品，開始暴漲直達天價。直到70年代時，國際藝術品市場的重心，首次由倫敦轉至紐約。此時國際藝術品市場的價位，已與《帝國的年代》一書中記錄的時代的最高紀錄相等，進入80年代瘋狂暴漲的市場，更屢破紀錄一路狂升。印象派和後期印象派作品的價格，於1975—1989年15年之間，暴漲了23倍（Sotheby，1992）。不過從此開始，藝術品市場的面貌已經再不能與過去等同。不錯，有錢人依然繼續收藏——一般來說，世祿舊家的銀子，偏愛老一輩大師的珍品；而新出爐的富貴人，則追逐新奇的名作。不過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是為了投資而購買藝術品，與過去競購金礦股份是同一動機。“英國鐵路養老基金”（the British Rail Pensions Fund），就在藝術品上大賺幾筆（聽從了最佳的建議）。像這樣一個出購對象，當然不能視為藝術品的愛好者。而最能凸顯80年代末期藝術品交易特色的一宗買賣，則首推澳大利亞西部一名暴富的大亨，以3100萬英鎊的價錢，購得一張梵高（Van Gogh）作品。購買藝術品的一大部分資金是由拍賣單位借貸，雙方自然都希望價錢可以繼續上漲，這樣，不但作為銀行貸款抵押品時的身價可以更高，經紀人也可從中獲得更豐厚的利潤。結果，兩方都大失所望：珀斯（Perth）的邦德先生（Bond）落得破產下場，投機風造成的藝術品市場景氣，也於90年代初期全面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