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

（革命俄國的）狀況，全靠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絕不容許任何地下權力的市場存在（就好像一度曾發生於教會的情況一般）。要是一旦歐洲那種金錢與權力相結合的現象也滲透進了俄國，那麽敗亡的恐怕不是國家，甚至也不是黨，而是共產主義本身了。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單單靠一個官方黨綱，再也不能作為指導行動的方針。不止一種的意識思想，各種混合的想法與參考架構，如今一起並存。不但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黨內，在領導階層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辭令以外，一個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再也不能適應這個政權的真正需要了。

——盧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幹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

（《鄧小平文選》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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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憂心其在經濟上相當不如人的落後狀態。不論別的原因，單看緊鄰它的日本，竟然是一個最為輝煌燦爛的資本主義成功範例，就令它著急不已。中國共產黨，事實上絕不只能看作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分支，而中國作為蘇聯衛星集團一員的色彩更淺。即以一點來論，中國的人口便遠比蘇聯為多，事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為多。中國的實際人口數也許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計，地球上每五個人裏，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國（東亞及東南亞一帶，也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國民族的同一性不但遠超過其他許多國家——94%的人口為漢族——並且作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雖然其間或有分裂中斷），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歷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與典範。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產黨政權獲勝執政的國家中，除了極其少的例外，由蘇聯開始，都是自認為文化邊區，相比於先進文明中心顯然落後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蘇聯為什麽極聲尖叫，一再強調自己不必依賴西方的知識科技，大力堅持自力研制從電話到飛機所有先進的創新發明，就是它自認不如的心態的明顯流露。[1]

但是中國可不這樣想。它認為——相當正確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藝術和文字，以及社會價值觀系統，是其他國家公認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對象，對日本尤其恩深澤重。像這樣一個文化大國，不論由集體角度看，或從個人地位與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無半點知識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覺。而中國周圍的鄰近國家，也沒有一國能對它造成絲毫的威脅；再加上中國發明了火藥，更可高枕無憂，輕而易舉將犯境的野蠻人拒之境外。於是中國人的優越感，更獲得進一步的肯定，雖然這種心態，曾使得它在面對西方帝國的擴張時一時措手不及。19世紀時，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變得再明顯不過——因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現為軍事上的不如人。但是這種落後現象，事實上並非由於中國人在技術或教育方面無能，尋根究底，正出在傳統中國文明的自足感與自信心。因此中國人遲疑不願動手，不肯像當年日本在1868年進行明治維新一樣，一下子跳入全面歐化的“現代化”大海之中。因為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衛者——古老的封建國家——成為廢墟之上才能實現；只有經由社會革命，在同時也是打倒孔老夫子學說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開。

中國共產黨，因此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兼有民族主義氣質——希望這個字眼不致有反答為問的嫌疑。點燃共產主義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國人民極端的貧困受壓。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國主義租界（有時並有不失現代的工業）裏的工人群眾（上海、廣州、香港），其後則有占中國90%人口的小農加入。中國農民的狀況，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慘，後者的平均消費是前者的兩倍半還有余。中國之貧窮，西方讀者難以想象。在共產黨取得政權時（根據1952年的數據），中國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糧食得以糊口，每年也僅有0.08公斤的茶葉可享用。至於他或她的足下，則每約五年才有一雙新鞋上腳（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1，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