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第2/18頁）

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性格，既通過上層與中層出身的知識分子體現，他們為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提供了大多數的領導人才，也透過中國民眾普遍感受的情感體現。中國人民認為，那一批批野蠻的洋鬼子，不論對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中國人個人而言，或對中國作為國家整體來說，都沒有半點好處。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每一個有點實力的外國勢力，中國都受過它們的欺壓，曾被它們擊敗，慘遭它們瓜分，受到它們的剝削和利用。因此，中國人這種深惡痛絕的感受，自然絕不是無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滅之前，中國便已經掀起過數次帶有傳統意識色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例如1900年的義和團。而共產黨的抗日，無疑是共產黨翻身的關鍵時刻，使它由一個被看作是業已潰敗的社會亂源（即這個黨30年代所處的地位），搖身一變，成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和代表。共產黨同時呼籲對中國的窮苦百姓進行社會解放，自然使得它對國家民族進行解放復興的政治目標，在以農民為主的大眾眼裏更為可信。

因此在這一點上，共產黨比它的對手占有優勢。1911年封建王朝覆滅後的中國，到處是軍閥割據。（早期的）國民黨，打算在這滿地殘破上重建一個強大單一的新共和國，一時之間，兩黨的短期目標似無不同之處。雙方的政治基礎，都在中國南方較先進的幾處大城市（共和國便定都其中之一）；雙方的領導階層，也都由頗為類似的知識精英組成——不過一方較親企業，另一方則貼近農工大眾——比如說，兩邊都擁有同樣比例的傳統地主與士紳階級出身的男子，即中國的傳統精英分子，不過共產黨內，西式教育程度較高者似乎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雙方發起運動之始，也都出於20世紀初年的反帝國主義思潮，並經過“五四運動”（1919年北京學生教師發起的一場民族思想浪潮）愈發強化。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是一位愛國者、民主人士，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他接受蘇維埃俄國的教導及支持——當時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國主義力量——同時發現布爾什維克式的一黨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適合他完成任務。事實上，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主要大黨，多半是通過這個與蘇聯攜手的路線之故。中共不但由此進入正式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到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更進入民國政府，將其勢力延展至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軍。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1887—1975），始終不曾在全中國實現全面控制，雖然他在1927年與蘇聯鬧翻，並且進行清黨，鎮壓共產黨人。而後者當時擁有的群眾基礎，主要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階級而已。

於是共產黨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在那裏，掀起了一場對抗國民黨的遊擊戰，但是整體而言，成效甚微——共產黨內部的鬥爭混亂，以及莫斯科對中國現狀的不了解，顯然有損害作用。1934年，在那場英雄式的“萬裏長征”之後，中共軍隊被迫退居西北部邊區的遙遠角落。種種形勢，使得長久以來即贊成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策略的毛澤東，在中共紮根延安年間，躍居而成為無可置疑的當然領袖。但是就共產黨本身的發展而言，新形勢卻沒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止，國民黨卻逐步確立了它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但是國民黨畢竟缺乏吸引中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目標，再加上它當時放棄了同時也具有現代化及復興民族意義的革命路線，因此不是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終究沒有成為另一個凱末爾——凱末爾同樣也領導了一場現代化、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一方面與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產黨為己用，然後再一腳踢開；只是凱末爾的手段沒有蔣介石那麽咄咄逼人罷了——蔣介石跟凱末爾一樣，同樣擁有一支軍隊，可是這卻不是一支向國家效忠的軍隊，更無共產黨軍隊具有的革命氣節。這支軍隊的成員，是那些知道大可憑一杆槍、一身制服，在動亂中打出天下的一幫人。而帶隊的軍官，則是一群深諳“槍杆子可以出政權”同時也深信“槍杆子出財富”的家夥。蔣介石在城市中產階級中，擁有相當的擁護基礎，海外華僑對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卻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國土地亦有九成屬於鄉間。這些廣闊的地域——如果有半點控制的話——都在當地有勢力的人手中，從擁兵自重的軍閥，到前朝遺留的士紳，不一而足，而國民黨則與他們達成妥協。日本人大規模發動侵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日軍對其精華力量所在沿海各城市的猛烈攻擊。而在中國其余各地，國民黨則終於成為它一向有可能變成的又一個地主加軍閥的腐化政權，就算它從事抗日，效果也極其有限。與此同時，共產黨卻動員了群眾，在敵後進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場幾乎毫不留情大敗國民黨的短暫內戰之後，共產黨於1949年全面接收中國，封建王朝結束之後40年的統一中斷的局面，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所有中國人民來說——除了逃到他處的國民黨殘余是例外——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國政權正統的真正繼承人。在眾人眼裏，它也被如此看待。因為憑著多年實踐馬列主義黨綱的經驗，共產黨的統治足以通令全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嚴格體系，從中央開始，一直到龐大國土最偏遠的鄉野——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裏，一個像樣的國家就該如此。組織紀律，而非教條學說，是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的最大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