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第3/18頁）

然而，共產黨中國絕非只是舊式帝國的復興。當然，中國文明的千年不墜，共產黨受惠良多。因為在這綿延不斷的悠久歷史當中，中國老百姓學會了如何面對應“天命”而生的政權統治；而那些當政主事之人，也嫻熟了治理之道。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共產黨國家，竟會在其政治辯論中，引用16世紀某官員對嘉靖皇帝的忠耿進言。[2] 50年代有位老牌中國觀察家——《泰晤士報》特派記者——當時即語出驚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做此預言：到21世紀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將再無共產黨國家；而共產主義，也將在中國成為民族性的意識思維。他的意思即在於此。因為對多數中國人而言，這場革命，主要也是一場“復舊”：回歸和平秩序與福利安康，重返襲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復偉大國家與文明的舊觀。

剛開始的頭幾年裏，這似乎也是中國老百姓得到的賞賜。農民的糧食生產，在1949—1956年間，增產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為他們尚未受到太多幹擾之故吧。到中國開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雖然難免引起相當一陣恐慌，但是面對強大的美軍，中共軍隊竟然能先挫其勢，後又能拒其於雷池之外，這份力量實在不容小覷。而工業與教育的發展計劃，從50年代中期也已開始。從1956年起，中國與蘇聯的友誼迅速惡化，1960年兩大共產黨政權終告決裂，於是莫斯科盡撤其重要的科技與各項援助。但是中國人民的磨難並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罷了。他們遭受的磨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1955—1957年間農村的高速集體化；二是1958年的工業“大躍進”運動，接著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恐怕也是20世紀史上人類最大的一場饑荒；[3] 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隨著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才告結束。

幾場浩劫性的冒進，一般以為，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毛澤東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內部往往只得到勉強地接受，有時甚至面對公開坦率的反對——“大躍進”中便可見最顯著的例子。他對付這些反對意見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必須先了解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本質，才能對這些事件做進一步的認識；而毛澤東本人，就是黨最佳的代言人。它是一場“後十月革命”的運動，是通過列寧才接觸了馬克思，或者更精確地說，它是經過斯大林的“馬列主義”才知道了馬克思。毛澤東本人對馬克思學說的認識，看來幾乎全部襲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前，毛澤東始終未曾跨出國門，其理念知識的形成，全是植根於中國本土。但是即使是這種理念，也有與馬克思主義接近之處，因為所有的社會革命夢想，都有其共通之處，而毛澤東呢——毫無疑問具有十分誠意——正好抓住了馬列主義中幾點符合他見解的地方，用以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然而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眾人異口同聲，意見完全一致的社會，“個人全面自我犧牲，全面投入社會集體，最終將止於至善……一種集體主義的神秘思想”，事實上正好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論及終極目標上，後者的主張，乃是個人全面的解放與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為，一個人可以經由改造，產生精神的變革力量。這種強調心靈變化能力的看法，雖然是先後得自列寧和斯大林兩人對意識知覺與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發揮得過火了。盡管列寧對政治行動決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卻從不曾忘卻現實——他怎麽能？——他知道行動的效力，受到現實狀況的局限；甚至連斯大林，也清楚其權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觀意志”的力量無限，若不是以為只要願意，人定可以移山勝天，“大躍進”這種過火行為，根本難以想象，又怎麽可能發生？專家可以告訴你，什麽事辦得到，什麽事辦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熱，卻可以克服一切物質障礙，意志力能夠轉變外物。因此“紅”的意義，並不在其比“專”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條路。1958年間，中國各地同時掀起一陣熱情高潮，這股熱情，將使中國“立即”工業化，一跳躍過好幾個年代，進入未來。而在未來，共產主義必將“立即”全面實現。於是無數劣等的自家後院高爐，紛紛投入了生產洪流；靠著土法煉鋼，中國的鋼鐵產量在一年之內翻番——到1960年時，甚至還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卻又跌回比“大躍進”之前還要低的程度。這些土高爐，只是轉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個“人民公社”，於1958年中短短不到兩個月內成立；公社內的農民，代表著另一面的轉型。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產”，不但將農民生活所有的內容都全部集體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內，例如公社一手包辦的幼兒園和食堂，解脫了婦女家務和育兒的操勞，反之，卻將她們編成隊伍送下田去——並以六項基本供應，全面取代農家的勞動所得與金錢收入。這六項供應是：糧食、醫藥、教育、喪葬、理發和電影。顯然，這一套並不靈。不出數月，在眾人的消極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極端的例子終於被放棄，不過一直要到1960—1961年間，天災人禍一起造成了大饑荒（正如斯大林推動的集體化行動一般）方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