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第4/18頁）

就一面來說，這種對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實主要來自毛澤東對“人民”的信仰：人民隨時願意接受轉變，因此也願意帶著他們的創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與發明能力參與這項偉大的大躍進工程。基本上，這是藝術家浪漫的觀點，就是這股浪漫心態，引導他不顧黨內其他領導人士提出的疑慮與務實忠告，徑自於1956—1957年間，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呼籲舊精英分子出來響應，自由發表他們的看法。毛澤東發起這個運動，是基於一項假定，他以為這些老知識分子，或許已經在革命中（甚或由於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結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較欠佳”的同志所擔心的一般，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證明眾人對新秩序毫無一致認同的熱情。毛澤東心中對知識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於是獲得證實；他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最高表現程度。10年之間，中國的高等教育等於完全停擺，原有的知識分子紛紛被送到鄉間勞動。[4] 然而毛澤東對農民群眾的信任卻始終不變，“大躍進”期間，在同樣的“百家爭鳴”（即發揮各地的本土經驗）原則之下，他力促後者找出種種辦法解決生產問題。毛澤東在根本上深信，鬥爭沖突、緊張壓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國重蹈舊社會的覆轍。因為舊社會堅持的和諧不移，正是中國的弱點所在——這一點，其實是毛澤東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出論點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產主義本身，必須靠不斷的一再鬥爭，方能保持血脈暢通而不阻塞。革命，永遠不能停止。

毛澤東路線的奇特之處，即在其“既是極端的西化，卻同時又局部地回歸傳統”。傳統模式，事實上正是毛澤東政權甚為倚重的基礎。至於以蘇聯為師，具有高度重工業傾向的工業化發展，更是絕對的第一優先。“大躍進”的荒謬，主要來自一種盲目的看法——這一點中蘇相同——認為不但要以農業養工業，與此同時，農業還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為所有的資源都必須投入到工業中。這種重工輕農的做法，意味著以“精神”回饋，取代“物質”誘因。轉為現實，在中國就變成以無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國鄉間，始終作為毛澤東體系的基石，正如同當年遊擊年代以來，一直未曾改變。“大躍進”運動排山倒海而來，中國鄉間又成為工業化的最佳場所，這一點則與蘇聯不同。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中國不曾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都市化發展——又與蘇聯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農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澤東執政的20年間，摻雜著超現實的幻想。對這種混亂，世人自然感到震驚。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若以飽受貧窮折磨的第三世界標準而言，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其實不算壞。毛澤東時期結束時，中國人平均糧食消耗額（以卡路裏計）剛好居世界各國的中等（median）以上，並高於美洲14國、非洲38國，在亞洲也屬居中——遠超過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國以外的南亞及東南亞全部地區（Taylor／Jodice，Table4.4）。中國人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也由1949年的35歲，增加為1982年的68歲——死亡率則持續下降（Liu，1986，pp.323—324）。而即使將大饑荒考慮在內，從1949年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人口還是由5億左右增長為9.5億多，可見得中國經濟畢竟有法子喂飽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見增長——衣物類的供應也比前稍有進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於中國教育，卻同時遭到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連初級教育也不例外。天災人禍之下，分別使入學人數銳減2500萬左右。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年裏，全中國進入初小的學童人數，比起當年他取得政權時多出6倍，即高達96%的注冊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還不及50%的比例，當然更見成就。誠然，縱使到了1987年，20歲以上的全部人口當中，仍有超過四分之一目不識丁或屬半文盲——女性中不識字的比例，更高達38%—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讀書識字，在中國是一件極為困難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當中，有幸完全就學者可謂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p.69，70—72，695）。簡單地說，在持懷疑心理的西方觀察家眼裏——其實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懷疑的精神——毛澤東時期的成就也許不堪一提；可是換作印度人或印尼人來看，他的成就卻相當不凡。對於80%屬於農民階級、與外界隔絕的中國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較滿意了。他們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