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第6/18頁）

但在另一方面，“特權階層”一詞（這個名詞在1980年以前幾乎默默無聞，只在蘇共行政體系的詞匯中出現而已），卻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那種自私自利的官僚系統的弱點所在：也就是無能與腐敗的混合體。事實上情況也愈來愈明顯，蘇聯本身的經營，的確是在一個走後門、拉關系、照顧自己人等充滿了營私舞弊的系統之中進行。

除了匈牙利，自從布拉格之春以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氣餒之余，事實上都放棄了認真改革的努力。至於偶爾有幾個企圖重拾中央計劃經濟舊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例如齊奧塞斯庫治下的羅馬尼亞），或采用毛澤東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熱情取代經濟理論（例如卡斯特羅），有關它們的後果在此還是少提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後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滯時期”的稱號，原因就在其政權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嘗試，以挽回這個顯然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喂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容易多了。靠無所不在的貪汙賄賂，為這部生銹的經濟引擎上油潤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別提把整部機器換掉——簡單多了。將來會怎麽樣，誰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著讓消費者高高興興地過日子——最不濟，不要讓他們太不高興——顯然是比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裏，蘇聯居民可能還覺得日子過得不錯，最起碼，比起他們記憶中的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好得多。

歐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最頭痛的問題，在於此時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不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蘇聯，可以置身於世界性的經濟之外，因此也免疫於當年的“大蕭條”。如今它與外界的牽連日重，自然無法逃遁於70年代的經濟沖擊。歐洲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及蘇聯，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區，竟成為黃金時期之後大危機下的真正犧牲者；而“發達市場經濟”雖然也受震蕩卻終能歷經艱難脫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擊（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這實在是歷史的莫大諷刺。事實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國家如聯邦德國、日本，更是一路沖刺毫無半點踉蹌。相比之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得面對自身日益棘手的制度問題，同時還得應付外面那個問題叢生且在不斷變化的世界；它們自己，則越來越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個中情況，也許可以用國際石油危機的曖昧例子解釋。一場危機，改變了1973年後的世界能源市場，論其影響，因正反兩面俱在，因此極為曖昧。在全球產油國的卡特爾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壓力之下，當時極低廉的油價（其實就實際價格而言，自大戰以來甚至一路下降），於1973年間幾乎猛漲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後，又再度做三級跳。漲幅之大，實在超出想象：1970年時每桶油價為2.53美元，到80年代後期，每桶已經高達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機，對另外一方卻顯然福星高照，其中好處有二：對包括蘇聯在內的產油地而言，黑油搖身一變成為黑金，就好像一張保證每周中獎的彩票一般，不費吹灰之力，數以百萬的鈔票滾滾而來。一時之間，腰包鼓脹的蘇聯不但可以省卻經濟改革的麻煩，也可以靠石油進賬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進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間，蘇聯輸往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由原本占其總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躍升為32%（SSSR，1987，p.32）。有人認為，就因為忽然有了這股意想不到的財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權在革命浪潮再度掃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躍躍欲試，意圖與美國在國際上一爭短長（參見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頭撞進了自殺性的軍備競賽（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機帶來的另外一項機遇，在於不斷由億萬富豪產油國（這些國家的人口通常極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國際銀行體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著任何想借錢的人開口。發展中國家當中，鮮有幾國抗拒得了這股誘惑，於是紛紛伸手將一筆又一筆的巨款塞進口袋，終於引發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債務危機。至於向這股銅臭風屈服的社會主義國家——最顯著者為波蘭和匈牙利——這些錢仿佛天賜神助，不但可以用來投資刺激增長，同時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種種現象卻只使得80年代的危機愈發嚴重，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花錢如流水的波蘭又是最佳例證——實在缺乏彈性，根本不具備利用這股資源的能力。為了對付上漲的油價，西歐國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可是同一時期的東歐，卻只減少了兩成稍多一點。兩者之別，非常分明（Köllö，1990，p.39）。蘇聯的生產成本猛升，羅馬尼亞的油田幹涸，能源經濟化的利用愈發艱難。到80年代初期，東歐陷入了嚴重的能源危機，繼而造成糧食及制造品的極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這類債台高築，通貨膨脹愈烈，實質薪金走低的國家之外）。這就是當“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步入最終證明為其最後10年的時刻所面臨的狀況。唯一能夠解救這種危機的方法，便是返回斯大林的老路，嚴格實行中央號令及約束——至少在“中央計劃”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蘭兩國，中央計劃早就不靈了）。這項老法子，在1981—1984年間，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債務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兩國例外）。一時之間，仿佛點燃了一種幻覺，認為可以無須進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果卻更促成了一場“大躍‘退’”，債務危機再現，經濟前景愈發黯淡（Köllö，p.41）。這就是當戈爾巴喬夫登上領導人寶座時蘇聯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