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

1974年1月，阿貝貝（Beleta Abebe）將軍於視察半途，順路在戈德（Gode）營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報告抵達皇宮，將軍已被那裏的士兵拘捕，並強迫他吃下士兵夥食。那些夥食腐壞到無以復加，有些人擔心將軍恐怕會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亞）皇帝連忙派遣貼身禁衛軍的空軍前往，總算把將軍救出，送往醫院診治。

——《皇帝大人》

（Ryszard Kapus’cińs ki，The Emperor ，1983，p.120）

咱們把（大學實驗農場上）能宰的牛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動手大宰的當兒，那裏的農婦卻開始痛哭失聲：為什麽要這樣痛宰這些可憐的牲口？它們到底幹了什麽錯事？太太小姐們這麽一哭，噢，可憐的東西，咱們也只好停手不幹了。可是咱們大概早已經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頭左右。咱們的意思是把它們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為農家婦女們都開始哭了起來。

咱們在那兒待了一會兒之後，便有一位先生騎上他的馬兒，跑到阿雅庫喬那一頭去，他是去告訴大家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聲電台（Las Voz）的新聞裏播報出來。新聞播出，咱們剛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帶著那種小不點兒的收音機。大夥便都聽著，哈，這可讓咱們感覺挺好受的，可不是嗎？

——“光輝道路”某位年輕成員語（Tiempos，1990，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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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第三世界的種種變遷及逐漸解體的現象，與第一世界有一點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革命區域——不管其革命已經完成、正在進行，或有望來臨——而後者的政治社會情況，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戰揭幕時大多相當穩定。至於第二世界，也許內部蒸汽沸騰，可是對外卻都被黨的權威及蘇聯軍方可能的幹預嚴密封鎖。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來（或自它們建國以來）很少有國家未曾經歷革命、軍事政變（其目的也許是鎮壓革命、防範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種形式的內部軍事沖突。到本書寫作為止，唯一能夠避免這種命運的只有印度，以及幾處在長壽的家長式權威人物統治之下的前殖民地，例如馬拉維（Malawi）的班達（Dr.Banda）——前身是尼亞薩蘭（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為止）科特迪瓦那位仿佛異常長壽的烏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這種持續性的政治動蕩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現象。

這種現象，美國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為“保持國際現狀”的最大護法師的美國將第三世界的動蕩種子歸咎於蘇聯；至少，它也把這種騷亂狀態，看作對方在全球霸權爭奪戰中的一大資產。幾乎自冷戰開始，美國便全力出擊對抗這一威脅，從經濟援助開始，到意識形態宣傳，正式與非正式的軍事顛覆，一直到發動戰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它采取的方式，以與當地友好政權或收買當地政權合作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沒有當地擁護也不惜為之。於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戰火告息，世界自19世紀以來進入最長一段和平時期的同時，第三世界卻成了一片戰區。到蘇聯體系瓦解以前，據估計，1945—1983年間發生過100次以上“大型戰爭、軍事行動與軍事沖突”，死亡人數高達1900萬人——甚至也許達2000萬人——這些大小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第三世界：其中900萬死在東亞，350萬在非洲，250萬在南亞，50余萬在中東。這還不包括當時剛開火，堪稱殘酷至極的兩伊戰爭（1980—1988）；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難人數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犧牲者據統計為三四百萬人（該國總人口也不過3000萬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201），而長達30年的幾次越南戰爭（1945—1975），其慘烈更列所有之冠。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軍方大規模直接參與的僅有戰事，各有5萬名美軍因此陣亡。至於越南百姓與中南半島其他居民的人命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最保守的統計也應有200余萬。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間接與反共有關的戰爭，其殘酷程度也與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區為最。據估計1980—1988年間，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萬人死於反政府的戰爭（兩國人口共為2300萬），另有1200萬人則因此流離失所，或瀕臨饑餓威脅（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潛力，也多具有共產黨屬性，不為別的，單就這些殖民地獨立運動領袖均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一事即可看出，他們從事的解放手段及現代化運動，也以蘇聯為師，采取同一路線。這些人若受過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將自己視為馬克思與列寧的追隨者。不過，強有力的共產黨派在第三世界相當少見，而且除在蒙古、中國和越南以外，共產黨在本國的解放運動中均未扮演過主要角色——然而，畢竟也有幾處新政權看出列寧式政黨的長處，並借鑒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後孫中山在中國。另有一些獲得相當勢力及影響的共產黨派，則不是靠邊站（例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慘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場據說有親共傾向的軍事政變之後，約有50萬名共產黨或有共產黨嫌疑者遭到處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