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第3/13頁）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斥著層出不窮的遊擊戰，而這些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殖民勢力（或移居當地的殖民者）不願放手讓前殖民地輕易和平獨立的國家裏——例如分崩離析的大英帝國治下的馬來亞、肯尼亞茅茅運動和塞浦路斯。至於其中最嚴重的戰事，則發生在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例如阿爾及利亞與越南。但是說也奇怪，最後將遊擊戰推上世界頭版地位的事件，卻是另一樁規模小得多的行動——肯定比馬來亞叛亂為小（Thomas，1971，p.1040）——不按常理出牌，結果卻大獲成功，於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島政權的一場革命。卡斯特羅其人，其實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場上不常見的人物：年輕、強悍、充滿領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觀點模糊，卻決心一展個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種自由抗暴的旗幟之下，只要恰當時機出現，就決心在其中成為一號英雄。甚至連他提出的口號，也屬於舊的解放運動，雖然可敬，卻缺精確的內容（“沒有祖國就是死”——原為“不是勝利，就是死亡”，以及“我們會出頭”）。在哈瓦那大學（Havana University）舞槍弄棒的少年當中，度過一段默默無聞的政治學徒期後，卡斯特羅投入對抗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將軍（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陣營——巴蒂斯塔當年以士官身份，於1933年軍事政變中首次登場後，就是古巴政壇上家喻戶曉的殘暴人物，並於1952年再次奪得政權，一手廢除憲法。卡斯特羅以積極行動的姿態進行抗爭：1953年攻擊一處軍營，然後坐牢、流亡，再度率領遊擊隊打回古巴，並在二度進擊之際，在偏遠的山區省份鞏固了勢力。這場準備並不充分的賭博，竟然大獲回報——其實就純粹軍事角度而言，挑戰的難度並不高。那位遊擊戰的天才領袖，阿根廷醫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帶領了148名士兵，便繼續前往征伐古巴其余地方，最後大功告成時，全體人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羅本人的部隊，則只在1958年12月，占領了第一座擁有千名人口的村鎮（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羅的最大成就——不過的確也非同小可——在於他顯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規的軍隊，卻可以控制一個廣大的“解放區”，而且能抵擋正規軍的攻擊——當然後者士氣低落，已是公認事實。卡斯特羅之所以獲勝，在於巴蒂斯塔的政權本身脆弱不堪，除了為自己利益者外，別無真誠擁護，其領導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惰懶散。於是從民主資產階級到共產黨，各方政治路線聯合的反對力量一興起，獨裁者自己的左右軍警爪牙也認定他氣數已盡，這個政權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羅提供了這個氣數已盡的證明，他所率領的勢力自然便成了正統。叛軍勝利的一刻，多數古巴民眾均真心感到解放來臨，從此希望無窮；而這個解放與希望的象征，就體現在那位年輕的叛軍指揮者身上。“短20世紀”，是充滿了天生領袖氣質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麥克風前，被群眾當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這些天才英明的領袖當中，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卡斯特羅一樣，擁有如此眾多深信不疑、滿心愛戴的聽眾。這名身材高大、滿臉胡須的英雄，一身皺巴巴的軍裝，毫無時間觀念，一開口就能夠滔滔不絕地講上兩個小時。雖然內容復雜，思緒紊亂，卻能贏得群眾毫無質疑的全神傾聽（包括筆者在內）。終於有這麽一回，革命成為眾人的集體蜜月經驗。它會帶我們往哪裏去？一定是什麽更好的所在吧！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後難免發現，革命不能單靠本大陸歷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誨，例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爾（Bolívar），以及古巴自己的偉人馬蒂（José Martí），1917年後的反帝社會革命傳統，即左派理論，顯然也不可缺。兩者都主張“農業改革”——不管它代表什麽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說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緒。尤其是貧窮的中美地帶，“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輩強人迪亞斯（Profirio Díaz）的話。而卡斯特羅一幫人雖激進，但是除了其中兩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們都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實上，古巴當地的共產黨——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這類大黨——不但與他們毫無淵源，一開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當晚才有部分人參與卡斯特羅的活動。雙方關系顯然極為冷淡，害得美國外交人員及政策顧問常有爭議，搞不清楚卡斯特羅這一股人馬到底贊成還是反對共產黨。如果的確是共產黨，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該怎麽處置——它已經在1954年解決過一個危地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現在，卻顯然認定古巴這幫人不是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