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第2/13頁）

幾十年來，基本上蘇聯都采取相當實際的態度，來處理它與第三世界革命派、激進派，或解放運動的關系，因為蘇方並不打算，也不期望，擴大它現有在西方世界的共產黨地盤，以及中國在東方一帶的介入範圍（不過它對中國的影響力無法全盤控制）。這種政策，即使在赫魯曉夫時代（1956—1964）也不曾改變。當時各地有許多“國產”革命，乃是靠著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權，共產黨卻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爾及利亞（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也將當地各國領袖人物一一推上權力舞台，他們的野心目標，最多不過是“反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蘇聯之友”的頭銜。尤其在蘇聯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項不帶舊殖民主義腐敗氣息的援助時，更願與蘇聯交好。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例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的杜爾、馬裏的凱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屬剛果以悲劇收場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盧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蘇聯為紀念其人，特將1960年為第三世界學生成立的“人民友誼大學”（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改名為“盧蒙巴大學”。莫斯科同情這類新興的非洲政權，並且予以協助，可是沒有多久，就放棄對他們過度樂觀的期望。例如比屬剛果這個龐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獨立之後，立刻步上內戰之途。蘇聯於內戰中為盧蒙巴派提供軍火援助，對抗美國和比利時的代理或傀儡政權（剛果內戰並有聯合國部隊介入，為兩個超級大國所不喜），結果令人失望。[1] 而各地新政權中的一支，卡斯特羅的古巴，出乎眾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產黨政權時，蘇聯雖將之收編旗下，可是與此同時，卻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壞它與美國的關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沒有任何明顯證據顯示，蘇聯意欲借革命將共產黨陣營地盤向前擴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的動作也表示它只是無心栽柳，剛巧從中得利罷了。老一輩的讀者也許還記得，赫魯曉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可以把資本主義埋葬而已。

事實上，當1960年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受到中國以革命之名挑戰時（挑戰者還包括各種名目的馬克思派別），第三世界遵從莫斯科號令的各家政黨，也始終維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線。在這一類國家裏，資本主義——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們的敵人，它們的敵人是資本主義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後支持這些邪惡勢力的帝國主義（美國）。武裝鬥爭，並非向前躍進，卻是攜手“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廣大人民或民族陣線。簡單地說，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延續著30年代的共產國際路線，反對一切說它背離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責（參見第五章）。這項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張槍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時卻頗為奏效，例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許無足驚訝的是，一旦這個策略達到目的，卻立刻為繼起的軍事政變所中斷，隨後而來的便是恐怖統治。1964年後的巴西，1965年後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明證。

盡管如此，第三世界畢竟成為那些依然深信社會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擁有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口，它仿佛一座遍布全球，隨時等待爆發的火山，它是一處稍有震動，便預示大地震即將來臨的地震帶。即使是那位認為意識形態已經在黃金時代自由安定的資本主義西方世界裏告終的學者（Bell，1960），也承認千禧年與革命的希望並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並不限於有十月革命傳統的老革命家，或對50年代雖興旺卻世俗的平庸現象感到灰心的所謂浪漫人士，整個左翼路線，包括人道主義的自由派，以及溫和派的社會民主黨人，都需要一樣東西賜予他們理想——單單是社會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斷升高的實際所得，哪裏足夠——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們的理想；而遵循啟蒙運動偉大傳統的黨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實際的政治以供他們行動。少了這些，他們便無法生存。否則，我們如何解釋那些主張非革命性的進步楷模斯堪的納維亞、荷蘭，以及那相當於19世紀宣教團使命的20世紀後期（新教）“世界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種種熱情支援第三世界的舉動？就是這股熱情，在20世紀後期引導著歐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著、維系著第三世界的革命者與革命活動。

2

最使革命正反兩方同感驚訝的事情是，自從1945年後，遊擊戰，似乎成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共有32場戰爭名列1970年編的“遊擊戰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項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臘內戰、50年代塞浦路斯，及1969年北愛爾蘭對抗英國——其余全部發生在歐洲、北美以外的地區（Laqueur，1977，p.442）。自此之後，這張名單很快又加長了。但是革命都是從山林草莽間發動的印象，並不盡然正確，這未免低估左翼軍事政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後面這種方式，在葡萄牙於1974年戲劇性地創下首例之前，在歐洲似乎不能發揮作用，可是卻是伊斯蘭世界的家常便飯，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維亞革命，便是在礦工與軍方叛變分子攜手之下發起；而秘魯社會最激烈的改革，則是由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的軍事政權推動。同樣，都市民眾具有的革命潛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舊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後的東歐社會，就是最佳例證。不過回到20世紀的第三階段，世人的眼光都以遊擊戰為焦點，遊擊戰術的優越性，也一再為不滿蘇聯路線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與蘇聯交惡分裂以後的毛澤東，1959年後的卡斯特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卡斯特羅那位英俊瀟灑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領袖。至於實行遊擊戰術最成功的頭號隊伍越南共產黨，先後擊敗法國和強大的美國，受到舉世熱烈推崇。可是，這些共產黨卻極不鼓勵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識的內鬥中自相殘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