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第4/13頁）

但是當時發生的各種狀況，卻在促使著卡斯特羅的運動一直往共產主義方向走。從那些傾向於拿起槍杆子打遊擊的人開始，他們所鼓吹的一般性社會革命理論，到麥卡錫參議員在美國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間，都使得反對帝國主義的拉丁美洲起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較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戰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權討厭美國——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對美方投資造成威脅，保證可以得到美國頭號大敵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羅經常在數百萬民眾前獨白式的治理作風，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連任何一個小國或革命也不能長久。即使是民粹主義，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組織；而共產黨則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並可以提供給他這種組織的團體。雙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結為一體。不過，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羅發現古巴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自己也得變成共產黨之前（但是他這個共產黨，自有其別具一格的風格），美國便已經決定把他當作共產黨來處置，中央情報局被授命進行推翻他的任務。1961年中央情報局策動古巴流亡人士進攻豬灣（the Bay of Pigs）失敗，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古巴便在美國最南端小島基韋斯特（Key West）的百余公裏外存活下來，並在美國封鎖之下，對蘇聯的依賴日深。

當保守主義的氣焰在全球興盛了10年之後，再也沒有另一場革命能像古巴一樣，令西半球及發達國家的左翼人士歡欣鼓舞了，也只有這場革命，為遊擊戰做了最佳宣傳。古巴革命裏什麽都不缺，要什麽有什麽：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學生出身的年輕領袖，貢獻出他們青春歲月的慷慨無私——年紀最長者也僅過而立之年。一個快樂喜氣的民族，在一個熱帶的旅遊天堂，帶著倫巴韻律的脈動氣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為，可以被舉世的左派人士歡呼。

事實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歡呼的是批評莫斯科的人。長久以來，這些人對蘇聯決定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為第一優先的政策極為不滿。卡斯特羅的榜樣，激勵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戰派的知識分子。這片大陸，一向充滿了隨時準備扣動扳機，以英勇無私為榮，更愛展現英雄作風的熱血人物。一段時間過去，古巴開始鼓動南美大陸上的叛變行動，格瓦拉更不斷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頭號鬥士，大力主張應該制造出“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來。至於思想方面，則有一位年輕聰穎的法國左派（舍此其誰？）提供了合用的理論。他整理出一套理論，即在一個革命成熟的大陸上，唯一所缺的，就是將小隊武裝送入山區，據山為營，形成群眾解放鬥爭的“中心焦點”（focus），便能水到渠成（Debray，1965）。

於是這股遊擊風遂席卷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熱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紛紛在卡斯特羅、托洛茨基或毛澤東的旗幟之下發動了他們的遊擊戰爭。可是只有在中美洲及哥倫比亞，由於當地擁有農民支持武裝鬥爭的基礎是為例外之外，這些遊擊武裝都同遭立即覆滅的下場，只遺下無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屍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於玻利維亞，以及另一名與他同樣英氣勃發、教士出身的叛軍領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倫比亞。這項戰略的策劃效果實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條件得當，在這些國家進行持久並有效果的遊擊戰其實不無可能。1964年以來，具有正式共產黨身份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續至今，其活動到本書寫作時仍在進行就是證明。80年代在秘魯興起的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道路運動”，則是另一例證。

然而，雖然農民也走上了遊擊之路，遊擊戰本身卻絕非一個農民運動——“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是極為罕見的例外。遊擊運動進入第三世界的鄉間，主要是年輕知識分子的作為，而這些年輕人的來源，先為本國已有身家基礎的中產階級，隨後又有一批農村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男女為新鮮血液（男性為主，女性較少）。日後當遊擊戰由內陸的農村轉到都市，例如60年代後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例如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及歐洲），[2] 其成員也不外以上兩種來源。事後的發展顯示，在都市裏，遊擊隊反而比農村容易行動，因為前者（多為中產階級）無須借助其他力量。這些“都市遊擊隊”或“恐怖分子團體”發現，在都市中可以達到更震撼的宣傳效果，殺傷力也更為驚人——例如1973年佛朗哥元帥指定繼承人海軍上將布蘭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離運動組織巴斯克自由黨所為；以及意大利總理莫羅（Aldo Moro）於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紅色旅（Red Brigades）所為——而這些攻擊行動的能力，更是不在話下。總之，在都市進行遊擊戰，戰果比在本國鄉間推動革命輝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