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與革命（第5/13頁）

即使在拉丁美洲，政局變化的主力也是來自文人政客以及軍方。60年代，一個個右翼軍政權席卷南美大部分地區，其原因其實並非針對武裝叛亂——至於中美一帶，軍政府始終流行，只有革命時代的墨西哥及小國哥斯達黎加是例外，後者甚至在1948年一場革命之後，一舉將它的軍隊消滅了——阿根廷的軍方推翻了民粹派首領庇隆，庇隆的勢力，則來自工人組織及窮人的力量（1955年）。自此之後，阿根廷軍人間歇執政，因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眾運動始終難以摧毀，另一方面卻再也沒有穩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國外流亡返國，這一回，則有當地許多左派抓著他的褲腳助陣。庇隆之歸，再度顯示其支持者的實力。於是軍隊又一次發動流血行動，標榜愛國而奪回大權，一直到他們輸掉了那場短暫、無謂卻具有決定性的馬島之戰（1982年），被趕下台為止。

巴西軍方在1964年接管政權，趕走的也是類似敵人。巴西偉大的民粹領袖瓦加斯（1883—1954），他的傳人在60年代初期開始左轉，提倡民主化及土地改革，並對美國政策提出質疑。其實出現於60年代末期的小規模遊擊活動，對軍政權根本不具威脅，卻成為後者大肆無情鎮壓的借口。不過70年代初期以後，當局的鐵腕漸有放松之勢，到1985年，並將政權交還文人，這一點不可不提。至於智利軍方的大敵，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進步派人士的左翼聯盟——歐洲人（對此智利亦不例外）所稱的“人民陣線”（參見第五章）。這個聯合陣線，早於30年代便曾在智利贏得選舉，當時華盛頓對此沒有如今緊張，智利也被一般公認為文人執政的憲政體制。聯合陣線的首腦，社會主義人士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年當選總統，但是政權不穩，隨即於1973年為一場背後有美國支持（恐怕是美方主謀）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從此又是1970年軍政權的當家行為盛行——處決、屠殺（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統地折磨虐待監獄犯人，政治反對人士相繼大批流亡。軍方首腦皮諾切特將軍執政的17年裏，在經濟上卻執行極端的自由主義。因此再度證明，別的不論，政治的自由民主，與經濟的自由主義，在現實上並非絕對的天生夥伴。

1964年後，玻利維亞的革命政權被軍方推翻，此舉也許和美國擔心古巴在玻利維亞的影響日盛有關。當年浪子英雄格瓦拉，便在一場時機不成熟的遊擊行動裏於玻利維亞不幸身亡。可是玻利維亞這個國家，不管其統治者多麽殘忍，卻不是一個能讓任何當地軍人長久統治的地方。於是在一連串將軍上台下台更替執政之間，在他們對毒品貿易的暴利越來越眼紅心動之際，玻利維亞軍政權於15年後結束。至於烏拉圭的軍隊，則利用當地一場極為高明的“都市遊擊”運動為借口，進行司空見慣的殘殺，可是最後在1972年造成軍方奪權的最大原因，卻是“廣義左派”（Broad Left）人民共同陣線的興起，直接與該國傳統的兩黨政治相抗衡。但是這個可稱為南美唯一民主政治最為悠久的國家，總算保住其一定的傳統，最終畢竟否決了軍事統治者賜予他們的那部戴著手銬腳鐐的殘缺憲法，並於1985年重由文人執政。

在拉丁美洲、在亞洲、在非洲，遊擊戰術堪稱成就非凡，並且有可能再上一層樓。但是若將戰場移到發達國家，遊擊之路則無甚意義。不過在第三世界農村與都市遊擊戰雙管齊下之際，第一世界年輕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的激勵日深，自是無足驚訝。有關搖滾樂的報道，便將當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音樂節（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遊擊隊”（Chapple and Garofalo，1977，p.144）。格瓦拉的畫像，則被巴黎東京的示威學生當作偶像般舉來擡去；他那頭戴貝雷帽、滿臉絡腮胡、顯然充滿男性氣息的模樣，打動了每一顆心，甚至連“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靈，也因此為之跳躍不已。雖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實際示威活動之中，較常用的口號往往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名字，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過一場極為完備的調查，格瓦拉的大名卻是最常被提起的一個——僅次於哲學家馬爾庫塞（Marcuse）。於是在對第三世界遊擊隊的支持之下，以及1965年後，美國青年反抗被政府送去與第三世界遊擊隊作戰的抗議聲中，左派因此產生了大聯合的聲浪；唯一能與這兩股凝聚力相媲美者，只有反核一事。《地上的可憐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一書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區一名心理學者，曾參與阿根廷的解放戰爭。書中謳歌暴力，認為它是被壓迫者的一種精神解放形式。知識圈中的某些行動派閱此深受震撼，此書隨之便成了他們的重要經典，影響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