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的失勢（第5/18頁）

不過在國際舞台之上，中國自革命以來顯然大為落後，尤其與非共產黨的鄰國相比，表現更見不如。它的平均國民經濟增長率，雖然在毛澤東執政期間頗為出色（1960—1975），可是比起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這幾個中國政府必然密切注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顯然相形失色。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固然龐大，卻只與加拿大的總值相當，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dice，Table3.5，3.6）。總之，50年代中期以來，在偉大舵手帶領下的這趟迂回之旅，險象環生，之所以尚能持續進行，是因為毛澤東於1965年在軍隊支持之下，發動了一場剛一開始是由學生領頭的無政府“紅衛兵”運動，借以對抗已經在默默跟他唱反調的黨中央領導人士，並用以對付所有知識分子。這就是陷中國於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後，毛澤東必須調動軍隊入場，方能收拾殘局，重新恢復秩序。同時發現他自己也不得不稍作妥協，將黨的控制力做某種程度的恢復。毛澤東本人顯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沒有了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便缺乏實質支持。於是1976年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去世後不久，由其遺孀江青領頭的“四人幫”便幾乎即刻被捕。緊接著鄧小平率領的實用主義路線，便馬上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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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的新路線，不啻為最坦白公開的承認：“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構造需要改革。而且除了中國而外，當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時，凡是世上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顯然都出了極大的弊病。只見蘇維埃式的經濟動力漸緩，所有可以計算的重要增長數字，也隨著1970年後的每一個五年計劃逐期降低：國民生產總值、工業產品、農業生產、資本投資，實際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沒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蘇聯經濟畢竟露出疲態，宛如牛步進行。更有甚者，蘇聯不但未變成世界貿易裏的工業巨人，反而在國際市場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輸出品還以機械設備、運輸工具，以及金屬及其產品為大宗；到了1985年，卻轉以能源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氣）。反之，它如今的進口貨物中，幾乎有60%為機械及金屬類等，以及工業消費產品（SSSR，1987，pp.15—17，32—33）。換言之，蘇聯的地位已經宛如專事生產天然資源的殖民地一般，為其他較先進的工業經濟提供能源——事實上，後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國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主。而後兩國的工業，也可以依賴蘇聯無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場供應，[5] 無須從事重大改進以彌補自身不足。

事實上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不但經濟落後，連一般性的社會指標，例如死亡率也停止下降，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打擊之重，莫此為甚——因為根據社會主義的精神，它應無須過度倚重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即可經由社會正義，改進一般人民的生活質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人民於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在共產主義體系瓦解前的20年內幾乎毫無變化——事實上還時有下降之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嚴肅深思的問題，因為同時間在其他多數國家裏面，平均預期壽命卻在延長（值得一提的是，甚至連古巴，以及一些可以獲得數據的亞洲共產黨國家，此時都在增長之中）。1969年時，奧地利、芬蘭、波蘭三國人民，平均可享同樣壽數（70.1歲）；但是到了1989年，波蘭人的預期壽命卻比奧芬兩國少了4年。也許這表示活著的人比較健康，例如人口學家即如此認為，但是那也只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繼續救活的病人，換到社會主義國家就只有死路一條了（Riley，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蘇聯在內，對此趨勢都不免憂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時，另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反映出蘇聯制度的日趨衰敗，即“特權階層”（nomenklatura）一詞的出現（此名似乎是通過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字傳到西方）。直到那時為止，共產黨的幹部，即列寧國家的統治系統骨幹，在國外一向為人敬重，並享有幾分不情願的艷羨之情。雖然其手下敗將的本國反對派，例如蘇聯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曾指出這支隊伍也頗有官僚腐化的潛在危險。不過在50年代，甚至進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國——卻認為共產主義向全球挺進的秘密法寶正在其中，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系統，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別歧見、無私無我的幹部隊伍，忠心耿耿地執行著黨的“路線”（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Duverger，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