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先鋒派已死1950年後的藝術（第3/12頁）

眾所周知，德國，在1945—1990年間陷於分裂狀態。兩德之間的強烈對比，卻反映出高雅文化流向的奇特一面——一邊是積極實行民主自由、市場經濟、西方性格的聯邦德國；另一方則是教科書上的標準實例，典型的共產黨中央集權。但是在共產黨政權之下，它反而花葉繁茂（至少在某些時期如此）。不過這種現象，顯然並不能應用於所有藝術項目，當然也不會出現在某些國家。

更有甚者，藝術既然由官方贊助，可供藝術家選擇發揮的空間自然因而縮小。空曠的廣場，矗立著一排又一排“新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物——一提及此，莫斯科的斯摩棱斯克廣場（Smolensk Square）便馬上映入我們腦海中——這種50年代的標準風格，有一天也許會有人欣賞，可是對建築這門藝術究竟有何貢獻，恐怕只有留待將來評定吧。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承認，在某些國家裏，當地共產黨政府對文化活動的補助極多，出手甚為大方，顯然對藝術恩惠良多。80年代西方的前衛歌劇導演，便是自東柏林羅致的人才，這應該不是沒有緣故吧。

而蘇聯呢，則一直保持著化外之地的狀態，與1917年以前的那段輝煌歲月相比，實在今非昔比，甚至連1920年前後的動亂時代也不如。只有詩壇例外，因為唯有詩，是最可以在私下進行的一項藝術；而且也唯有靠詩，偉大的俄羅斯傳統，才能在1917年後繼續保持——阿赫瑪托娃（Akhmatova，1889—1966）、茨維塔耶娃（Tsvetayeva，1892—1941）、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1890—1960）、勃洛克（Blok，1890—1921）、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布羅斯基（Brodsky，1940—　）、沃茲涅先斯基（Voznesensky，1933—　）、阿赫瑪杜琳娜（Akhmadulina，1937—　）。而蘇聯的視覺藝術，卻因受意識形態、美學、制度等多方面的嚴格限制，再加上長期與外隔絕，受到極大傷害。狂熱的文化民族主義之風，於勃列日涅夫時期在蘇聯部分地區開始興起，例如索爾仁尼琴所表現的正統及崇尚斯拉夫風格，以及帕拉加諾夫（Sergei Paradjanov，1924—　）電影中所傳達的亞美尼亞中古神秘主義氣息等。其中原因，即在藝術家無路可走，他們既然反對政府及黨標榜的一切事物（正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便只有向本土的保守風格吸取傳統。更有甚者，蘇聯的知識階層，不但完全隔離於政府體系之外，與蘇聯一般平民大眾也格格不入。後者接受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地位，並調整自己，默默配合這個他們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而事實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們的生活可以說有著長足進步。知識分子憎恨統治者，鄙視被統治者，即使在他們謳歌農民，將理想化的俄羅斯精神寄寓在蘇聯農民形象上時也不例外（例如那些“新尚斯拉夫派”）。其實，他們理想中的農民化身早就不存在了。對於富有創意的藝術工作者而言，這實在不是理想的創作氛圍；矛盾的是，一旦加諸知識活動的高壓禁錮銷蝕崩散，卻反使種種創作才情萌動。極可能以20世紀偉大文學家盛名傳世的索爾仁尼琴，卻還得寫小說來諄諄教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癌病房》（The Cancer Ward ）等等——正因為他還不能自由說教、隨意批判歷史與現實。

至於共產黨中國，10年動亂，中國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等於完全停滯，西洋古典音樂及其他各類音樂活動也全面停止（有時甚至將樂器破壞殆盡）。全國的影劇劇目，也削減得只剩下數部政治意識“正確”的樣板戲，一再重復上演（由偉大舵手的妻子，曾是上海二流明星的江青親自挑選編排）。

但是在另外一面，創作力的光輝卻在共產黨政權下的東歐大放光彩，至少在強調正統的禁錮稍有放松之際便立即光芒四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電影界，在此之前，即使在本國也默默無聞，自50年代末期開始，卻出人意料突然遍地開花，有段時期甚至成為奇片的重要來源之一。一個如電影這般依賴政府資金的藝術，竟然能在共產黨政權之下卓有成就，實在比文學創作的表現更讓人驚訝。因為文學作品，可以私下寫就“藏之櫃底”，或寫給圈中密友傳閱。[18] 事實上，多名共產黨國家的作家即在國際上享有殊榮——盡管當初他們執筆之初，設定的讀者群也許甚小——包括民主德國，以及60年代的匈牙利。民主德國產生的文學人才，遠比富庶的聯邦德國為多；匈牙利的作品直到1968年後，才通過國內外的移民流動而傳到西方。

這些人才有一項共同條件，是發達市場經濟的作家及電影人少有的，更是西方戲劇工作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即一種被公眾需要的感覺（美英兩國的戲劇工作者，從30年代開始，就染有政治激進主義的癖好）。事實上，在沒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及新聞自由的情況下，也唯有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才能為老百姓——至少為其中受過教育者——表達心聲。這一類感受，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藝術家，同樣也出現於那些知識分子也與當前政治制度不和，雖然並非毫無限制卻多少可以公開暢所欲言的國家裏面。以南非為例，便因種族隔離制度的刺激，使得反對者當中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是這塊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現象。50年代中，墨西哥以南拉丁美洲的多數知識分子，一生中恐怕也都曾經歷過某段時期成為政治難民的日子。他們對西半球這一地區的文化貢獻，自是不容忽略；土耳其知識分子的情況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