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會革命（第4/17頁）

農村的人口日漸稀少，城市卻開始被人潮擠滿。20世紀的下半葉，世界出現了空前的都市化現象。8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於城市。若不是由於中國和印度的廣大人口仍然居於鄉間之故——中印兩國占亞洲農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勢必已成為多數（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農業世界的心臟地帶，人口也開始從鄉間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勢尤為明顯。1960—1980年間，肯尼亞的都市人口倍增，雖然1980年的都市總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該國每10名城市居民當中，卻幾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內羅畢（Nairobi），而20年前，這個比例只有10∶4。在亞洲地區，人口動輒數百萬的大都市更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通常多為所在國的首都。例如漢城（首爾）、德黑蘭、巴基斯坦舊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達、馬尼拉、新德裏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萬，有的甚至高達850萬。以此趨勢估計，公元2000年時，將會分別增加到1000萬至1350萬之間。可是回到1950年時，除了雅加達外，以上諸城沒有一地的人口數在150萬以上（World 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擁向都市的現象，事實上確以第三世界為最：開羅、墨西哥城、聖保羅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過八位數字。矛盾的是，發達國家的都市化程度，雖然仍舊遠勝於貧窮地區（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和伊斯蘭世界外），它們內部超級大城的人口卻開始紛紛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區逃散，向城外社區開始遷移之前，發達國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紀之初達到了它們的巔峰時期。如今這些舊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間工作、購物、娛樂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當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後的30年間幾乎暴增5倍之際，紐約、倫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卻開始慢慢離開都市，向都市的外郊逐漸遷去。

然而，卻在一種相當奇特的情況下，西方地區城鄉之間的新舊兩個世界，人潮卻開始交融。發達國家所謂的標準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區性聚集點面相連而成。其間往往有工商業或行政中心，若從空中俯瞰，可以看見這裏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仿佛一片山脈連綿，除非如巴黎等地，不準摩天大樓興建是為例外。兩地之間的連接，始自60年代開始在公共運輸上發生的一場新的革命——或可視為在個人擁有汽車風氣的壓力之下，私有汽車交通文化面臨的一大挫敗。自從第一條市內電車路線和第一個地下鐵路系統於19世紀後期興建以來，都市人從未見過如此盛況——如此之多的新地鐵，如此眾多的郊區大眾運輸系統，在如此之多的城市出現——從維也納到舊金山、從漢城到墨西哥，新系統紛紛建立起來。與此同時，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現象，也在各地持續進行，各地社區及郊區的新興地帶，紛紛建立起自己的購物及娛樂設施，其中最有名、最顯著的便是由美國首開風氣之先，興建於都市周邊地帶的室內型“購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鄉之間的交通連接卻極不完善，雖然也有大眾運輸系統存在（多數是難擔重任的過時系統），以及無數破舊不堪的私營老爺車充當長途汽車及“集體搭乘式”的計程車，運送著人潮來往。第三世界都市內部的發展，單看在突然之間，人口暴漲至1000萬甚或2000萬的瘋狂事實，自然便難逃七零八落、雜亂無章的混亂現象。更何況在這些新興都市裏的各個社區，原本都是由七拼八湊臨時搭蓋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揀到空地便蓋起來的違章建築。這一類城市裏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費數小時的時間往返於工作和住家的地點（因為固定的差事難找，一旦找著必須緊緊抓住）。與此同時，為了一享難得的娛樂，他們也願意花上同樣長的時間，不辭長途跋涉，前往幾處稀少的公共場地朝聖。例如巴西舊都裏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市內足可容納20萬名觀眾的瑪拉卡那（Maracaná）球場便是一例，在那裏，市民可以一睹各路足球英雄各顯神技。事實上，在新舊世界裏，交相融合的現象，已經不斷地演變為一組又一組在表象上依舊獨立自足的大小社區的連接，不過就西方國家而言，社區的獨立自足性往往更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會的綠地空間——至少在市郊一帶如此——也遠比貧困擁擠的東方和南方世界為多。於是在都市貧民窟及違章建築裏面，人類與頑強的蟑螂、老鼠共居著。發達國家“內城”（inner city）殘存的廢墟之外，城市之間是一片廣大無人區的奇異地面，如今則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眾生出沒活躍的野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