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會革命（第6/17頁）

事實的發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機會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學校之門。因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來的最佳保證。他們可以因此獲得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經由教育晉升較高的社會地位。60年代中期，美國調查人員曾訪問拉丁美洲各國學生，其中認為大學教育可以在未來10年之內提高其社會地位的人數，高達79%—95%。相對的，只有20%—38%的學生以為，大學文憑可以為他們帶來比其家庭現有情況更高的經濟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實上有了大學文憑，收入水準勢必比非大學生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國家裏，畢業證書更好比是鐵飯碗。畢業生不但可以在國家機器裏獲得一份工作，權勢、影響力及金錢上的強取豪奪，更隨仕途而來。總而言之，畢業證書便是一把打開真正財富之門的金鑰匙。誠然，多數學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勝過大部分家庭，否則明明是養家糊口的工作年齡，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們多年的學費呢？但是也不見得他們全是出自富貴人家，通常父母都為子女的教育做出極大的犧牲。韓國的教育奇跡，據說便奠基於農家父母的賣牛所得，才盡力讓子女躋身尊貴的學人之列（1975—1983年的8年間，韓國學生人數由總人口的0.8%一躍而為3%）。凡是成為一家中第一位大學生的孩子，有誰不能體會其中的良苦用心？全球景氣使得無數小康家庭，包括白領階層、公務人員、店家、小生意人、農家，在西方甚至連收入豐厚的技術工人在內，也有能力供子女求學。西方的福利國家，1945年由美國首開風氣，以各種助學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軍人學費補助——不過多數學生還是準備過著極為簡樸的求學生涯。在講求民主平等的國家裏，更把中學畢業後繼續進修一事，視為學生理所當然的權利。以法國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認為國立大學應該完全開放，認為選擇性招收學生不合法（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可沒有此等權利）。於是青年男女紛紛湧進大學之門，政府便得盡快興辦更多的新大學容納他們——美國、日本，及其他少數國家除外，大專院校幾乎普遍為公立，少有私立大學。興辦新大學的熱潮，以70年代為最盛，幾乎倍增。[3] 此外，60年代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新興國家，也都堅持設立本國學府。大學，就如國旗、航空公司、軍隊一般，都被這些新興國家認為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獨立象征。

除了一些極小的國家或極度落後的國家之外，各國的男女青年學生及教職員等，動輒數以百萬計，少則也有數十萬。他們或集中於廣大卻與外界隔絕的校園裏，或潮湧入大學城內，眾多大學生隨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為一種新興力量。大學生這個現象是超國界的，他們跨越國界進行交流，分享溝通彼此的觀念經驗，其勢從容，如魚得水，交換的速度卻又極為迅速，對於新科技的傳播及運用，他們比起政府部門也更為得心應手。60年代發展的情況證明，學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激進作用，他們向國內外表達其對社會政治不滿情緒的方式也頗為不凡。在一些極權國家裏，學生更是唯一能夠采取集體政治行動的群體。因此，當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學生人數不斷膨脹之際，在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後的學生人數卻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減少為1.1%。其政治意義不可不謂深遠。1917年以來，革命者晝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時爆發世界性的社會運動，而在1945年後的黃金年代裏，最接近這個夢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數1968年。那一年，全球學生發起運動，從西方世界的美國和墨西哥，到社會主義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學生運動浪潮，其中多數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學生暴動事件的刺激。當時的巴黎，可說是一場撼動全歐的學生運動的震中。老一代的觀察家，如阿隆（Raymond Aron）一輩，對學生的行動頗不贊同，斥之為一場街頭鬧劇，不過是一種為發泄情緒的所謂“心理劇”罷了。然而，學生運動雖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絕非如阿隆眼中所視，只是一種兒戲。算算1968年這一年的總賬，法國有戴高樂將軍時代的結束，美國有民主黨政府時代的終止，中歐共產黨國家則對自由派共產主義的希望幻滅。隨著特拉泰洛爾科（Tlatelolco）的學生大屠殺事件，墨西哥政治也從此靜靜地展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1968年的騷動（其風波一直延續到1969年及1970年），最終卻不能變為一場革命，事實上也從來不曾有過發展成為革命的趨勢。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學生。因為學生人數再多，動員力量再大，單憑這批學生，畢竟不能成事。學生在政治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主要是為另一股人數更多卻極易引爆的團體——工人，扮演了發出信號或引爆雷管的角色。於是在1968—1969年間，學生運動在法意兩國引發了巨大的罷工浪潮。但是20年來，全面就業的經濟美景，為工薪階級的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雖然罷工，但“革命”一事，卻是這些工人腦海裏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這之後一直要到80年代，學生運動才再度出現，但是這一回出現的地方，卻是在彼此相距不下千裏的幾個國家，例如韓國、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這一回，學生們的反抗運動非同小可，似乎確有引爆革命的架勢。至少，他們的聲勢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視，把他們當作一種真正的威脅看待。1968年的偉大夢想失敗以後，某些激進學生確也曾訴諸小團體的手段，進行恐怖活動以達革命目的。這一類的活動，雖然在宣傳上形成了相當轟動的效果（至少也滿足了他們最主要的動機之一），但是對實際政治發展，卻少有重大的影響。而且，若真有任何實質影響的跡象，政府也說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場所謂的“肮臟戰爭”（dirty war）裏，南美一些政府便曾無所不用其極，對學生進行有系統的迫害和殘殺。在意大利，也發生過幕後賄賂談判的醜事。20世紀最後10年唯一能夠逃過這種悲慘下場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義恐怖分子團體自由黨（ETA），以及在理論上屬於共產黨的秘魯農民遊擊組織“光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