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會革命（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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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裏，世界同時興起了另一種趨勢，其變化之大不下於小農階級的沒落，其普遍性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需要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從事的職業的出現。初級教育的普及，即國民基本的識字能力，事實上等於是世界各國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標。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實在無藥可救或是誠實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氣承認本國的半數人口仍為文盲。其中更只有10個國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於非洲——承認國內只有不到20%的國民能讀能寫。識字率的提高，的確有著驚人的成就；共產黨革命政權統治下的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就更給人印象深刻。當然，若依它們所稱，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竟能全數掃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時難免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基礎教育的普及程度，其中盡管不無疑問，中級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員的需求量，卻的確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至於已經畢業，或是正在就學的人口數字，自然也同樣快速增加。

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尤為顯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學教育者猶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學林立的美國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德、法、英這三個國力最強大、發展最先進、教育最普及的國家，三國加起來1.5億的人口裏，大學生的人數只有微不足道的10萬多，即占三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後期，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蘇聯等國的學生已以數百萬計（這只是歐洲數國而已），更別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賓，美國這個大眾高等教育的先驅增長之速自然更不在話下。到了這個時期，凡是推廣教育不遺余力的國家，大學生人數均占總人口——男女老少盡在內——的2.5%以上。少數幾個特殊的例子當中，大學生的比率甚至達到3%。在這樣的國家裏，20—24歲的年齡層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學，這種比率並不稀奇。甚至那些對推廣學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較保守的國家，例如英國和瑞士，大學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學生群數字最大的比率，卻出現於經濟上離發達水準尚有一段遙遠距離的國家，例如厄瓜多爾（3.2%）、菲律賓（2.7%）、秘魯（2%）。

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現象，而且其勢更突兀。“根據60年代一項針對拉丁美洲大學生所做的研究調查顯示，其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實即為學生人數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當時美國學者曾經下過如此結論，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美墨邊界格蘭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對於高等教育的立場，沿襲了歐洲主張少數精英精神——雖然拉丁美洲各國的大學生人數，每年其實在以8%的速度增長。事實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學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顯著的上升，逐漸演變為一支不可否認的重要政治和社會力量。1968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學生激進主義的狂潮，而學生的聲勢，遠比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真正統計數字的比例為大。話雖如此，學生人數激增卻也是鐵的事實，絕對不可忽視。1960—1980年的20年裏，單在名校雲集的歐洲一地，一般國家的學生人數普遍呈3—4倍的增長之勢，而聯邦德國、愛爾蘭、希臘三國，更有4—5倍的增加，芬蘭、冰島、瑞典和意大利則為5—7倍，至於西班牙和挪威兩國，增長更高達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學生朝大學窄門擠入的現象卻沒有如此顯著，乍看之下，似乎讓人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為它們特別以本身大眾教育的普及為驕傲。到70年代至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學生的人數更遙遙落在西方國家之後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國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歐洲其他所有國家為低。

但是進一步探討一下，這種現象還值得奇怪嗎？答案也許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斷擴張的結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經在7個國家裏面產生了10萬名以上的大學教職人員。西方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其實是由於需求的壓力所致，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卻無須對需求產生任何回應。對於計劃人士及政府官員來說，現代經濟對行政人員、師資力量和技術專家的需求量，自然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為高。這些人員，都需要經過訓練方可產生，而大學及其他類似形式的高等學府，傳統上便是提供這類訓練的最佳場所，是公職人員及特殊專家的培養場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對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與此同時，學生人數暴增的速度，卻遠超過純粹理性計劃本身所能設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