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莫拉（Carmen Maura）在片中扮演一名接受過變性手術的男子，由於與他／她的父親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異常關系，因此對男性絕望，改而與另一名女子建立了女同性戀（我猜想）的關系，後者由馬德裏一位有名的男性易裝癖者所扮演。

——保羅柏曼，《村聲雜志》影評（Village Voice ，1987，p.572）

示威行動之成功，不在動員人數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體注意的強度。只要有50名聰明家夥制造聲勢成功，在電視上有5分鐘的報道，其政治效果也許稍微有點誇張，不亞於50萬名的示威群眾。

——布笛厄（Pierre Bourdieu，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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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從家庭與家族關系入手，也就是從性別與家庭的角色結構上著眼。雖然在多數社會裏面，人倫與兩性關系，對各種驟變的抗拒性極強，但是也非一成不變。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在表現雖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論，在廣大地區之內，基本模式都大同小異。不過也有人認為，就社會經濟和科技層面而言，在歐亞大陸（包括地中海左右兩岸）與非洲其他地區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異（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制，雖說幾乎已經在歐亞大陸全然絕跡（除某些特權團體和阿拉伯世界），卻依然在非洲大陸方興未艾，據說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屬於多妻制的婚姻關系（Goody，1990，p.379）。

話雖如此，人類種族雖多，卻依然有幾項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與配偶進行性關系的專屬特權（所謂“淫亂”，是全世界共同聲討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關系中丈夫對妻子（“夫權”）、父母對子女以及長輩對晚輩的優勢支配地位，家庭組合包括數位主要成員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人世間普遍存在的現象。不論親族關系網涵蓋的親疏遠密，不論其中相互的權利義務復雜單純，基本上，內部都存在著一種核心的關系——也就是一對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部大環境裏，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體比此為大。一般以為，核心家庭是在資產階級和各種個人主義思想興起的影響之下，才於19世紀至20世紀逐漸脫離原有較大的家庭與親族單位，進而演變成西方社會的標準形式。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認識不夠，對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合作關系及其理論基礎更有著極大的誤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於現代工業社會，即使在具有標準共產性質的社會制度裏面，如巴爾幹半島斯拉夫國家實行的所謂“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婦女勤勞操持的對象，均以家庭為最基本的定義，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們才輪流挑起照顧鄰裏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兒的責任”（Guidetti／Stahl，1977，p.58）。誠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現象，並不表示外圍的親族關系便也大同小異。

然而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源遠流長的核心式基本安排，開始有了劇烈的改變，尤以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為烈（不過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勢）。英格蘭和威爾士，可列為變化最劇的特例——1938年時，每58對夫婦中，只有一對以離婚收場（Mitchell，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2.2對新婚夫婦就有一對分手（UN Yearbook ，1987）——這股趨勢，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開始加速，70年代結束，前述兩地的已婚夫婦，每千對便有十對以上離婚，其數字為1961年的5倍（Social Trends ，1980，p.84）。

這個現象自然絕不限於英國一地。事實上，在一些傳統道德具有強烈約束力（如天主教）的國家裏面，其中改變愈發明顯。在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地的離婚率數字（每千人中的年離婚數）於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間，幾乎躍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對這一類束縛限制較輕的國家，如丹麥、挪威，同時期的離婚率也增加近兩倍。西方人的婚姻，顯然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轉變。根據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家醫院婦科的病歷記錄顯示，前往就診的婦女之中，“已婚者顯然大為減少，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對兩性之間的關系適應，顯然也有態度上的改變。”（Esman，1990，p.67.）由這個橫斷面看到的女性新現象，即使回到離當時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難找到。

獨居者（即沒有配偶，也不為任何較大家庭成員的人）的人數，也開始直線上升。20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期，英國獨居人數一直保持不變，約居全國總戶數的6%，之後便開始緩緩增加。但是從1960年開始直到1980年，20年間，獨居比率竟由12%一躍而為22%。到1991年，更高達全國總戶數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