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3/13頁）

各地激進極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國是由年邁的毛澤東領軍之外（參見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齡的群體帶隊。當時覆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浪潮，更是如此，即使連學生運動引發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間法意兩國的工人運動也往往由青年工人發起。也只有從來不曾有過半點實際人生經驗的年輕人，才會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和意大利次年“炎熱的秋天”那般大膽可笑的口號：“我們什麽都要，而且現在就要！”（‘tutto e subito ’）（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更因某種現象，大大擴展其象征意義。其象征意義之豐富，可說自19世紀初浪漫時期以來所未有：英雄的年輕歲月，與其肉體生命同時終結。這種生命倏忽而逝的英雄形象極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開其端。其後成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搖滾樂壇，更找到標準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賈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滾石樂團的布賴恩·瓊斯（Brian Jones），鮑勃·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裏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廣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犧牲者。他們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濃烈的象征氣息，是因為他們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擁有永恒的意味。演員這份行業，也許可以從事一生，可是作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 ），卻注定只能發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員雖然一直在變，通常一個人能夠躋身所謂學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極短的時間，但是後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終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認識到自身是促進社會的一個因子，這種青年自我意識增長的現象，也日益為社會所覺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遺余力，大為歡迎。至於老一輩人，雖不情願，也只有勉力接納。市面上充斥著針對青少年的產品，為凡是不願意在“兒童”與“成人”之間選擇其一者，開辟了另一個廣大的空間。到60年代中期，甚至連巴登·鮑威爾（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創建的英國童子軍組織（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組織名稱的男童部分去掉，作為向時代氣氛低頭的表示。他還將制服中原有的寬邊圓帽，換成強制意味比較不那麽強烈的法式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實社會中分出年齡層團體，此事並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資產階級式的文明中，社會也一直承認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性功能的發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心智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繼續成長，對於成人生活也毫無實際接觸與經驗。現在則由於青春發育期提前開始，身高體形也提早達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1990），這一群人的年齡日益降低，但是並不能改變社會一向便有他們存在的事實。唯一造成的改變，在於青少年與父母師長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升高，因為後者依然堅持將他們當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卻覺得已經長大了。傳統資產階級往往以其青年男子會度過一段喧囂狂亂的成長期為理所當然，在這段“年輕放蕩”的日子過去之後，必將“安定”下來。新時代興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卻在三方面與以往的看法大異其趣。

首先，所謂“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視作成人的預備時期，卻意味著完成人生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人生，就像運動一樣，以青少年時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數不清的少年希冀在運動場上揚名），一過30歲，便顯然開始走下坡路了，對運動的興趣也大為降低。可是社會的現實正好相反，權勢、成就、財富，卻隨著年齡增加（只有運動界及某些演藝界是例外，又或許純數學也可算作其一吧）。這個現象，毋寧說是人世間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證。直到70年代，戰後世界可謂完全掌握在老人手裏，“老人政治”現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換句話說，這些在位的老人——絕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的甚至在大戰開始時便已成年。這種老人當道的現象，不獨資本主義世界（阿登納、戴高樂、佛朗哥、丘吉爾），甚至連共產黨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胡志明、鐵托），並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國（甘地、尼赫魯、蘇加諾）。即使在軍事政變出身的革命政權當中，也少見40歲以下的領袖——而事實上以軍事政變達到政治改變的，往往多由低級軍官為之，因為比起高級將領，前者的行動就算失敗，損失也比較少。因此當年僅32歲的卡斯特羅奪得古巴政權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不小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