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2/13頁）
就某些極端的例子而言，甚至連核心家庭名義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時，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支撐門戶，70%的黑人兒童，由單身母親生養。相較於之前的數字，核心家庭大為減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單身母親主持，甚至在城市裏也只占12.4%（Franklin 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New York 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眾對性行為、性伴侶及生殖關系觀念的巨大改變，與家庭危機有著極大的關系。這方面的變化，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方面，兩者中的重大轉變，都有確定的年代可考，並與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會變動相始相生。從正式的改變看，這是一個兩性關系大解放的年代，不論是異性關系（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過去一向比男性少許多），還是同性戀者，以及其他各種形式非傳統性關系，都大大地解脫了桎梏。英國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行為，於60年代下半期開始，不再構成犯罪理由，比美國稍遲幾年——伊利諾伊州是美國最先對雞奸解禁的一州，於1961年判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於1970年宣布離婚為合法，並於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認定。1971年，避孕藥物及生育控制資料在意大利開始合法銷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時期以來一直殘存的舊法律。最後，1978年墮胎正式變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確認。
隨著法律限制日益減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為，如今實行起來自然更為方便，獲得的宣傳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與日益松弛的性關系之間，與其說前者使後者放寬限制，不如說後者追認這股新氛圍的存在。1950年時，只有1%的英國婦女曾於婚前與未來的丈夫同居過一段時間，80年代初期，這個數字躍升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論多少，未婚夫妻同居與否，都跟當時的立法沒有任何關系。以往三令五申視為禁忌的行為，現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許可，同時也為風俗道德並鄰裏議論所接受。
種種潮流，當然並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動。雖說凡在準許離婚的國家，其數字都有上升（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為，在各國都具有同樣意義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國家卻特別地不穩定。80年代，凡羅馬天主教會的（非共產黨）國家，婚姻關系均比較穩定。伊比利亞半島和意大利的離婚率，甚至連拉丁美洲在內，都較一般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詡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對夫婦中，也僅有一對離婚；後者更低，為33∶1（不過古巴更低，為40∶1）。此外尚有亞洲的韓國，以其經濟發展之速而言，婚姻觀念可說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離婚率還不及法國的四分之一，比起隨時準備離婚的英美兩國男女，更有天壤之別。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離婚數字高低也依國情不同，不過一般均比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其中只有蘇聯與眾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蘇聯人民急於打破其結婚誓約的心理，僅次於美國（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國變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們大驚小怪。但是同一種變化，卻能跨越國界普遍滲透“現代化”世界的現象，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其中最驚人的現象，莫過於全球的大眾通俗文化，或更確定一點，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現的面貌類似精神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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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離婚、非婚生子女、單親家庭（絕大多數是單身母親）泛濫的現象，顯示著兩性之間的人倫關系陷於危機，那麽全球各地興起的一股青少年強勢文化，則顯示世代之間人倫關系的重大轉變。青少年作為一支具有強烈自我群體意識的族群，年齡層從青春期發育開始一直到25歲左右，已經發展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而發達國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動，更比上幾代提早數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驚人的政治現象，就是這一年齡層的社會總動員。在政治意味比較沒有那麽濃厚的國家，這一代為唱片業帶來了巨大財富，75%—80%的總出片量，基本上是搖滾音樂，全部被14歲至25歲之間的消費者買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種對正統文化持異議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進活動，也由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一手包辦。他們向下排除兒童，甚至連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對他們來說，青年期之意，即意味著還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歲以上眾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間，唯我族群獨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