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會革命

莉莉：我奶奶老愛跟我們談大蕭條的日子如何如何。書報雜志上也常有這一類的話題。

羅伊：他們老是喜歡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慶幸自己有飯吃，有這個那個的。因為說到30年代呀，他們總是愛跟我這麽說，大家都快餓得活不下去了，又沒有工作，又這個那個的老一套。

巴奇：我從來沒有不景氣過，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樣呢。

羅伊：照我們聽的那一套，你不會喜歡活在那個時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個時候。

——美國廣播名人暨作家特克爾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樂將軍）上台之際，全法國共有100萬台電視機……到他退隱時，全法國已有1000萬台電視機了。法國這個國家就好像在做娛樂事業一般；可是昨天的戲院之國，與今日的電視之國，卻完全是兩碼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199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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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人類遇到從未經歷過的新事物時，雖然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來，卻往往搜索枯腸，想要為這未知的現象找出一個名目。就在20世紀的第三個25年裏，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識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詞當中，都少不了一個“後”（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義字“後”（post）字出之。幾代以來，用以厘定20世紀人類生活精神領域的各式各樣的名詞，便紛紛被冠上了一個“後”字。於是這個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關層面，成為後工業（post-industrial）、後帝國（post-imperial）、後現代（postmodern）、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後谷登堡（post-Gutenberg），後這後那，凡事皆“後”。這些加在字首的前綴，就像葬禮一般，正式承認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對於死後來生的性質，人們卻不但缺乏共識，甚至根本不能確定。人類歷史上變化最富戲劇性、最迅速也最為普遍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進入了身歷其境的當代人的意識深處。對這場變革轉型的記錄，即是本章的主旨。

綜觀這場社會轉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與普遍性。誠然，在此之前，發達國家——就實際意義而言即中西歐和北美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儼然世界驕子的少數富人——長久以來，便已生活在經常的變化之中，在他們的世界裏，科技不斷進步，文化不斷更新。對這一類人而言，進一步的全球性大變革，不過是加速並加強他們原已熟悉的變化罷了。說起來，30年代中期的紐約客，不是已仰首瞻望著那座傲視全球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1934）？帝國大廈穩坐世界第一樓的寶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戰者的高度，也不過多出僅僅三十幾米而已。因此，物質增長的量變，到底對生活造成何等質變的沖擊，這個問題不但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別說如何去有效測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種迷茫現象，即使在前述的優越地區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層面上，這番變動卻突如其來，宛如地震似的排山倒海。因為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結束了中古時代的生活。更確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開始感受到中古時代的確壽終正寢了。

就許多層面看，親身經歷這種種蛻變的人，往往無法掌握其中變化的全部意義。因為這些經驗對他們本身而言，僅僅屬於漸進式片斷性的變化，正如同在個人生活當中，無論發生多麽巨大的變化，但在變化發生的當時，卻很少將其視為影響整個人生的大變革。一個鄉下人決定進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裏，比起從軍，或與兩次大戰中戰時經濟生活對英德兩國男女的影響比較，在變化上又有什麽更持久的意義呢？他們進城時，不曾打算從此永遠改變生活方式，雖然在事實上結果卻是如此。當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時間重返前者生活的場景時，才能感受出其中變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東岸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為例，筆者上一次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這方地面已經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想想看西西裏一名50年代入獄的來自農村的囚犯，服刑數十年後出獄，重返巴勒莫。只見當年的鄉間，已在房地產開發之下變得面目全非，真有著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園，現在全都變成堂皇的大建築了。”這位老兄滿臉迷茫，不敢相信地對我大搖其頭。世界變化之快，連歷史的時間長河，也得用更短的間隔來度量了。不到10年（1962—1971），遠離城市的庫斯科（Cuzco，位於秘魯）地區已經變成兩個世界：10年前，那裏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著傳統服飾，10年後卻都已改穿西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鎮市場上的眾多攤販，紛紛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計算機為客人結賬，10年之前，根本還沒有半個當地人聽說過這個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