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經濟大恐慌（第4/12頁）

國際聯盟的專家所見果然不錯，北美工業經濟驚人的大蕭條，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業重地的德國（Ohlin，1931），可惜沒有人聽警告。1929—1931年間，美德兩國工業生產額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這個數字，不過是各行業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業蒙受的巨大損失。單以美國的電氣巨頭威斯汀豪斯公司來說，1929—1933年的銷售額劇降三分之二；兩年之間，凈利潤則跌落了76%（Schatz，1983，p.60）。農林業也發生重大危機，糧食及原料價格無法再靠增加庫存維持，開始直線滑落。茶和小麥的價格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絲價則跌了四分之三。因此，凡以農產品出口貿易為主的國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擊，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巴爾幹諸國、玻利維亞、巴西、英屬馬來亞、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埃及、厄瓜多爾、芬蘭、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這些還只是1931年曾由國際聯盟列舉的國家。總之，大蕭條的現象，這回貨真價實，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了。

至於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日本、波蘭、英國，對西方（或東方）傳來的震波也極其敏感，同樣受到強烈的沖擊。為了供應美國大量增長的絲襪需求，過去15年來，日本絲業已經將產量提高了3倍；可是現在絲襪市場暫時消失了——這等於一夜之間，日本絲在美國90%的市場便化為烏有。日本另一項重要農產品米的價格也受到打壓，分布在東亞和南亞的一大片主要產米區自然也不能幸免。小麥價格跌得更慘、更徹底，比米價還要便宜。一時之間，據說連一向以稻米為主食的東方人也轉而改食小麥。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歡迎——就算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國，如緬甸、法屬中南半島、暹羅（今泰國）的農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價一路下跌，稻農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彌補辦法就是種得更多，賣得更多，結果把價錢壓得更低。

對於以供應市場尤其是輸出為主的農民來說，這種情況不啻傾家蕩產，除非他們恢復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經濟。一般來說，大部分出口國家都還能利用這條出路，因為非洲、南亞、東亞及拉丁美洲地區的農家，仍多保持較小規模，總算還可以有一點緩沖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慘了，完全變成資本主義浪費和蕭條嚴重程度的代名詞，當地咖啡種植戶為了阻止價格暴跌，竟把過剩的咖啡拿給火車的蒸汽機當煤燒。（世界市場上銷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來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務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20世紀80年代經濟的激變，帶給他們的打擊比當年的大蕭條更甚，因為至少早年的農家對這些農產品寄予的希望遠比後來為低。

話雖如此，殖民地農業國家的民眾依然受到相當的沖擊。比如黃金海岸（今加納）的白糖、面粉、魚罐頭，及稻米的進口量就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小農式）可可市場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進口量縮減更兇，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於那些靠工資生活的男男女女，對生產手段既無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除非有家可歸，可以回去種田維持生計），經濟蕭條的直接後果就是失業。當時失業之普遍可謂史無前例，時間之長，更超出所有人的預料。經濟大衰退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英國、比利時兩國的失業人口比例為22%—23%，瑞典24%，美國27%，奧地利29%，挪威31%，丹麥32%，德國更高達44%以上。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氣恢復之後，30年代的失業狀況也始終不見顯著好轉，英國和瑞典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奧地利、美國及北歐其余的國家，則維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決失業問題的國家，只有1933—1938年的納粹德國。在眾人的記憶裏，工人階級還不曾遭遇過這樣可怕的經濟災難。

更糟糕的是，在當時，包括失業救濟在內的公眾社會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例如美國），要不就以20世紀後期的標準來說，簡直微薄得可憐。對長期失業的人口而言，救濟金只是杯水車薪，根本就不夠用。正因為這個緣故，生活保障始終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隨時失去工作（即工資）需要保障，也要應對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來卻無依靠的境地。難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兒女找到的差事，錢少一點沒關系，可是一定要穩妥可靠，並且提供養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國，這個失業保險最普及的國家，投保的工人人數也不到總數的60%—能夠有這個數字，還多虧早在1920年，英國便因大量人口失業而不得不這樣做。至於歐洲其他地區（德國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業保險的人數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則也不過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習慣於間歇性就業或周期性短期失業的人，現在發現到處都找不到工作。僅有的儲蓄耗盡了，雜貨鋪裏也不能再賒賬了，山窮水盡，完全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