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布哈林說：“我認為，我們今天正開始進入一個革命時期。這個時期可能很長，也許要花上50年的光陰，革命才能在全歐，最後在全世界，獲得全面勝利。”

——藍塞姆，《1919俄國六周記》

（Arthur Ransome，1919，p.54）

讀雪萊的詩（更別提3000年前埃及農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栗。詩中聲聲控訴壓制與剝削。後之世人，是否依然會在同樣的壓制剝削之下讀這些詩？他們是否也會說：“想不到，連那個時候……”

——1938年德國詩人布萊希特

讀雪萊詩《暴政的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國大革命以降，歐洲又發生了一場俄國革命。等於再次告訴世人，祖國的命運，一旦全然交托給貧苦卑賤的普羅大眾，哪怕敵人再強悍，也終將被趕走。

——錄自1944年意大利戰時遊擊隊

吉奧波納第十九旅宣傳壁報（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紀戰爭之子：特定來說，革命指1917年創立了蘇維埃聯盟的俄國革命。到了1931年戰爭時代的第二階段，蘇聯更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強國。但由廣義來看，則泛指作為20世紀全球歷史常數的歷次革命。然而，若單憑戰爭本身，其實不足為交戰國帶來危機、崩潰與革命。事實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對那些舊有政權而言，眾人都不認為戰爭會動搖國家。拿破侖一世即曾大發牢騷，認為奧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敗仗，也可以繼續逍遙，照樣做他的萬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魯士國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軍事上遭到慘敗，國土又丟了大半，卻還在那裏當王。可是我拿破侖，貴為法國革命的驕子，卻沒有這種好命，只要吃上一次敗仗，地位就大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紀，情況完全改觀。總體戰爭對國家人民需求之高，史無前例，勢必將一國國力所能的負荷推至極限。更有甚者，戰爭代價的殘酷，國家民族甚而瀕於崩潰的臨界點。縱觀兩次總體大戰的結果，只有美國全身而退，甚至比戰前更強。對其他所有國家來說，戰爭結束，同時便意味著大動亂的來臨。

舊世界的命運，顯然已經注定要衰亡了。舊社會、舊經濟、舊政體，正像中國諺語所說，都已經“失天命”了。人類在等待另一個選擇、另一條路徑。而1914年時，這一條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歐洲多數國家裏面，社會主義黨派就代表著這個選擇（參見《帝國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國內工人階級的支持，內心則對歷史注定的勝利充滿信心，似乎革命前途一片大好，似乎只等一聲令下，人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一舉將戰爭無謂的痛苦折磨，轉變為富有正面價值的積極意義：因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誕生時必有的流血陣痛啊。而俄國革命，或更精確一點，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正好向舉世吹響了起義的號聲。十月革命對20世紀的中心意義，可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於19世紀媲美。事實上，本書所論的“短20世紀”，時序上正好與十月革命誕生的蘇俄大致吻合。這個巧合，實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響，卻遠比其前輩深遠普遍。如果說法國大革命追尋的理想，傳之後世的生命比布爾什維克為長，1917年革命事件產生的實際後果，卻比1789年更為深遠。一直到目前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組織性革命運動，在現代史上仍數最為龐大可畏的勢力。自伊斯蘭創教征服各地以來，全球擴張能力最強的力量，首推這股革命運動。想當年，列寧悄悄抵達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蘭車站（Finland Station），三四十年之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於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ed，1919）的共產黨政權之下。這種共產黨組織形式，正是列寧一手組織創建的標準模式。在1914—1945年間長期戰爭的第二階段裏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這一次，多數革命群眾便開始追隨蘇聯的腳步。本章的內容，即是這兩階段革命的歷史經過；不過重點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雛形的首次革命，以及它對眾多後續革命產生的特殊影響。

總而言之，這第一次的革命，深刻影響了日後所有繼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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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幾十年當中，有好長一段時間，蘇維埃共產主義制度都號稱比資本主義優越，它不但是人類社會可以選擇的另一條路，在歷史上也注定將取代前者。這段時間裏，雖然有人否定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卻毫不懷疑它取得最後勝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間是一大例外（參見第五章），從俄國十月革命開始，70多年間，國際政治完全著眼於兩股勢力之間的長期對抗，也就是舊秩序對社會革命之爭。而社會革命的體現，則落實在蘇聯與共產國際身上，彼此興榮，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