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4/16頁）

更精彩的在後頭：革命之於俄國，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眾竟然立刻宣稱，沙皇的傾覆等於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來。而列寧最大的作為，就是扭轉了這個無法控制的局面，將群情澎湃的無政府狀態一轉而為布爾什維克的勢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權代之的俄國新政權，並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自由憲政政體，更無心與德國作戰。當時存在的其實是革命的真空狀態：一邊是毫無實權的“臨時政府”；另一邊則是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紛紛成立的“基層群眾”性地方會議［亦即蘇維埃（Soviet），會議之意[4] ］。這些“基層群眾”政治組織握有相當的實權，至少擁有否決大權——可是對於這個權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這個權力，或是應該怎麽發揮，卻一竅不通。各個不同的革命黨派組織也紛紛出現——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有兩派：布爾什維克（Bolshevik，譯者注：在俄文中即“大”之意，意譯為“多數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孟什維克（Menshevik，譯者注：在俄文中即“小”之意，意譯為“少數派”，主張與資產階級聯手，進行自由化改革）。此外還有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ies，譯者注：主張土地國有，以暗殺為革命手段），以及其他無數的左派小團體，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從地下現身——這些黨派團體，極力爭取各地蘇維埃，以圖擴大自己的陣營。但是一開始，眾人之中只有列寧有灼見。他指出，各地的蘇維埃，可作為政府的另一途徑（列寧曾有名言：“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是沙皇政權甫落，大大小小各種名目的革命黨團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這些林林總總的名號，到底代表著什麽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異同。他們只明白一件事，就是從今以後，再也不用聽命於權威了——甚至連那些自以為見識高過他們一等的革命權威，也用不著去理會。

城內的貧民只有一樣要求，就是面包。至於其中的工人，則希望待遇改善、工時減少。而其他的俄國老百姓，80%都靠務農為生，他們的要求，無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農，眾人都一致希望趕快停戰。但是一開始，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倒不反對這場戰爭，他們反對的只是過嚴的軍紀，以及上級給予下級軍士的惡劣待遇。於是提出“面包！和平！土地！”這些口號的團體，很快便獲得民眾極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數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從1917年3月間幾千人的小團體，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長為25萬黨員的大黨。冷戰時期，西方曾對列寧有過一種錯覺，以為他最擅長的手法乃組織突襲。殊不知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唯一的真正財產，在於能認識及把握群眾的需要，並能追隨群眾，進而領導群眾。舉例來說：列寧發現，小農心中想要的東西，其實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給個別家庭農場經營。一旦認識這個事實，列寧毫不猶豫，立刻認定，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便是實現這種經濟上的個人主義。

兩相比較，臨時政府卻只知道一味頒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無約束國人服從的能力。革命之後，俄國的資本家、經理人，曾試圖恢復工人秩序，卻招眾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極端。1917年6月，臨時政府堅持發動另一次軍事攻擊。軍隊實在受夠了，於是小農出身的士兵紛紛開小差，擅自返家與鄉人一道分田去了。返鄉的火車開到哪裏，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裏。臨時政府垮台的時機，雖然一時尚未來到，可是從夏天開始，激進的腳步卻在軍隊和城市不斷加速，形勢對布爾什維克黨越來越為有利。立場激進的社會革命黨，作為民粹派（Narodniks）的繼承者，獲得小農階級民眾壓倒性的支持（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愈發助長極左派的出現。結果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黨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後曾有一段短時期共同執政。

於是布爾什維克——究其性質，實屬工人政黨——在俄國各大城市成為多數大黨，在首都聖彼得堡和大城市莫斯科兩地，聲勢尤其浩大，在軍中的影響力也迅速擴張。在布爾什維克強大壓力之下，臨時政府的存在前景愈發暗淡。8月間，一位保皇派將軍發起反革命政變，政府還得求助於首都的革命勢力以對付，於是地位更顯不保。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者，情緒愈發激動極端，奪權之勢終不可免。最後的關頭來臨，與其說是奪權，倒不如說布爾什維克把現成權力撿起來更為貼切。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黨輕易地奪取冬宮（Winter Palace），這就是十月革命。對於當天這個過程，有人曾說，日後蘇聯大導演愛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