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2/16頁）

1945年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股對抗勢力的背後，分別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導，雙方揮舞著毀滅性的武器相互恫嚇。但隨著時局變遷，兩極制度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顯然越來越不合實際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遙遠的十字軍一般，與國際政局已經毫無關系。不過兩種制度對峙的意向亦非無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當年法國革命高潮時期的激進派雅各賓黨人（Jacobin），俄國十月革命可說更為徹底，更無妥協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認為，這場革命的意義，不只限於一國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革命；不只為俄國帶來了自由與社會主義，進而也將在全世界掀起無產階級革命。在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心目中，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的勝利，只不過是第一階段，最終目標是要在世界戰場上贏得布爾什維克的廣大勝利。除此全面勝利，別無意義可言。

當年沙皇治下的俄國，革命時機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簡直無路可走。19世紀70年代以後，凡對時局有清醒認識的人都認為，像這樣的革命一旦爆發，沙俄必定垮台（參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後，沙俄政權對革命風潮已經完全束手無策，大勢之所趨，更沒有人再心存疑問了。如今溯往現昔，現代某些史家論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著又有布爾什維克革命，沙皇俄國當已蛻變為繁榮自由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而當年的俄國社會，其實也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此說只是事後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時節，恐怕得用顯微鏡才找得著有此預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後，沙皇政權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顢頇無能依然如昔，社會上的不滿浪潮卻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幸好軍隊警察及公務人員依舊效忠政府，否則革命必將一發不可收拾。大戰一起，民眾的熱情與愛國心果然被轉移了方向，一時沖淡了國內緊張的政治氣氛。其實這種以外患掩內憂的大挪移法，每個交戰國家皆如此，但在俄國卻難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肓的沙皇政權，似乎又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一回大勢所趨，1917年3月[1] 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舉推翻了俄國的君主政權。除去死硬的守舊反動派之外，西方政界輿論一致拍手喝彩。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象中，從蘇聯集體農莊營作的經驗出發，一條陽光大道便直通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然而這只是浪漫的一廂情願，一般的看法卻正好相反，認為俄國革命不可能是也不會是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貧窮、無知、落後的代名詞，根本不具備轉型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至於馬克思（Karl Marx）認定的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工業無產階級，雖然重點分布於俄國各地，卻仍是極少數。其實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否認這種看法。沙皇政權及農奴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種“資產階級革命”。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將在新政局之下繼續進行（不過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最後結局自然只有一種）。而俄國當然也不是與世隔絕的國家；版圖之廣，東接日本，西抵德國；國勢之強，名列屈指可數的控制世界的“列強”之一。像這樣一個國家，一旦發生革命，對國際局勢必然產生震撼性的影響。馬克思本人晚年曾經希望，俄國革命可以像雷管一般，接著在工業更發達、更具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西方國家引爆一連串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的國際政局，似乎也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不過這中間有一件事很復雜。如果說，當時的俄國仍未具備馬克思主義者心目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那麽退而求其次，所謂自由派“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在俄國也同樣時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過為資產階級革命之人，也得想辦法找出一條路來，不能單靠人數很少的俄國自由派中產階級。因為俄國的中產階級不但人數少，更缺乏道德意識及群眾支持；何況俄國也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可與他們相容。1917—1918年自由選舉選出的立憲會議（後旋遭解散）當中，主張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民主派——立憲民主黨（Kadet），所占席位不到2.5%。俄國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是絕大多數根本不知資產階級為何物，也根本不在乎它是什麽玩意兒的工農民眾起來，在革命路線黨派（這一類人要的自然不是資產階級式的俄國）的領導之下贏得選舉，翻轉俄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另一條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較大的，則是當初造成革命的社會力量再度湧動起來，越過資產階級自由派，走向另一個更激進的階段［借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所謂的“不斷革命論”。1905年，這個名詞曾為年輕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實早在1905年，列寧便一改前衷，認為自由主義這匹馬，在俄國革命大賽場上永遠不能出頭。列寧這項評估，可謂相當實際。但是，當時的他也很清楚，俄國其實也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這也是所有俄國及其他國家共產黨人共同的認識，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來說，他們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擴散方能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