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3/16頁）

而從當時的局勢來看，這種想法也極有實現的可能。大戰結束了，各地舊政權紛紛倒台，全歐洲陷入革命爆發的危機，戰敗國猶如累卵。1918年，四個戰敗國（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均失去了他們的寶座。連前一年即已去位、敗在德國手下的俄國沙皇在內，一共五位。甚至連意大利，也因國內社會一片動蕩，革命幾乎一觸即發，連帶其他戰勝國家，也一起受到極大的震撼。

我們前面已經看見，全面戰爭為歐洲造成極大的壓力，使其社會開始扭曲變形。本來戰爭剛剛爆發之際，國民曾激起過一陣愛國熱潮，然而隨著戰爭擴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戰爭的疲乏感已經轉變成一種陰郁靜默的敵意，進而更演變成一種無休止無意義的殺戮。可是交戰雙方，誰也不願意先住手。當初1914年戰事初起，反戰人士只有一股無能為力的感覺。然而戰事蹉跎，師疲無功，到了1916年，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看法已經足以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了。從下列事件，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反戰情緒彌漫的過程。1916年10月28日，奧地利社會黨領袖暨創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維也納的一家咖啡館，蓄意謀殺了奧國首相史德格伯爵（Count Sturgkh）——插敘一句，這還是達官要人沒有今天所謂安全人員隨身保護之前的年代——這樁暗殺事件，不啻是一種公開的反戰手段。

早在1914年之前，社會主義運動就已堅持反戰。而此刻普遍的反戰情緒，自然有助於提高社會主義者的形象與分量。後者愈發老調重彈，比如英國、俄國，以及塞爾維亞的獨立工人黨，就從不曾放棄其反戰的立場。至於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黨派，即使黨的立場支持作戰，黨內的反對派，卻往往是最大的反對聲音。[2] 同時，在主要交戰國家裏，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開始在大型的軍火工廠中醞釀，最後成了工業和反戰勢力的中心。這些工廠中的工會代表都是技術工人，談判地位有利，變成了激進派的代名詞。而高科技海軍裏的高級技術人員也紛紛加入同一行列。德俄兩國的主要海軍基地，基爾（Kiel）及克朗施塔德（Kronstadt），最後分別變成革命運動的中心。再後來，法國在黑海的海軍基地一度兵變，阻礙了法軍介入1918—1920年的俄國內戰參與進攻和封鎖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軍事行動。反戰勢力從此有了中心和動力。難怪奧匈帝國的郵電檢查人員發現隨著時間推移，軍中信件的語氣逐漸有了改變：從原來的“但願老天爺賜我們和平吧”，轉變成“我們已經受夠了”，甚至還有人寫道：“聽說社會黨要去議和了。”

從哈布斯堡政權檢查人員留下的記錄中，我們還可以證明一件事，自大戰爆發以來，頭一樁順應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國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奪權成功之後，和平的呼聲與社會革命的需求更匯合成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間調查問卷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國；另外三分之一認為，和平希望在革命；還有五分之一認為，和平的希望在俄國與革命，兩者皆不可缺。其實俄國大革命對國際帶來的反響，向來很明顯：早在1905—1906年發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經震撼了當時殘存的幾個大帝國，從奧匈帝國，經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國，都受震動（參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歐洲已經變成一堆待燃的火藥，只等著隨時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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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況一塌糊塗，不但革命時機成熟，大戰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隨時在敗亡的邊緣上。俄國最後終於倒了下來，成為東歐及中歐地區第一個在“一戰”壓力下崩潰的國家。最後的爆炸遲早都會發生，人人心裏有數，只是不知道爆炸的導火線會在何時以及何種情況之下引燃。其實一直到“二月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周，連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都不敢確定今生自己能否親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後關頭，造成沙皇政權垮台的導火索，系一群女工的示威事件（示威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後來的“三八婦女節”）。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鐵廠的工人，向來以立場強硬出名，因與資方發生糾紛，被廠方勒令停工。於是他們與女工聯合，發起一場總罷工，示威遊行的隊伍，越過冰凍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進發。可憐他們所求無多，也不過就是面包罷了。沙皇的軍隊起初躊躇不願動手，最後不但拒絕了鎮壓群眾的命令，還與民眾保持著友好的氣氛，甚至連一向對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薩克衛戍部隊，也不肯向民眾開火。沙皇政權的脆弱，此時完全暴露無遺。混亂了4天之後，軍隊終於嘩變，沙皇退位，政權由一個自由派的“臨時政府”暫時接管。當時與俄國協約的西方諸國，對沙皇退位難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為它們擔心，沙皇政權走投無路之下，可能會退出大戰，進而與德國單獨簽訂和約。這一場街頭混亂，無人策劃領導，純屬偶發事件，短短4天，卻結束了一個老大帝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