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5/16頁）
從臨時政府注定垮台的敗跡出現開始，一直到今天，人們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終爭執不下，其實其中多數意見都具有誤導的意味。反共派的歷史學家往往認為，此事根本就是列寧一手策劃的暴動或政變，以實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場。但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誰導演了臨時政府的垮台，乃在臨時政府下台之後，該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說，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勝任接手的工作。早在1917年9月，列寧就不斷地說服黨內對此猶豫不決的人，他表示，時機稍縱即逝，權力送上門時，若不好好把握，必將從此與我們黨無緣。同樣緊急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列寧問自己，也問大家：一旦掌權，“布爾什維克有能力繼續維持這份權力嗎？”事實上，任誰想要統治這個火山爆發般的革命俄國，到底又能有什麽妙計可安天下呢？除了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一個黨敢單獨地正視這個重任。列寧在他撰寫的宣傳小冊裏指出，甚至在黨內，也不是人人有他這番決心魄力。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北方軍中，形勢一片大好，到底該圖一時之便，此時此刻立即奪權好呢，還是應該靜觀其變，視情勢發展成熟再定？這實在是個令人舉棋不定難以回答的大問題。可是德軍已經兵臨城下，正逼近今日愛沙尼亞所在的北方邊界，離俄國首都只有數裏之遙。而那個臨時政府，情急之際，肯定不會將政權交予蘇維埃，反而極有可能向德軍棄城投降。列寧行事，一向做最壞的打算，他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把握這一時機，“那真正無政府主義的聲浪，可能會比本黨的氣勢還要更高”。列寧條分縷析，最後說服了黨內其他人士：作為一個革命黨，如果不理睬群眾與時機共同要求我們奪權的呼聲，那麽我們與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奪權一事，其本身無可辯論，問題則出在長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兩地的權力，能延伸到俄國全境，並得以在各地穩住政權，進而打擊無政府主義及反革命勢力，又該如何進行長期規劃？列寧本人，一心以“轉變蘇維埃俄國為社會主義國家”作為蘇維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務（所謂蘇維埃，主要就是指布爾什維克）。他這番打算，其實是一個賭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國革命，進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歐洲地區引發革命。他經常表示：“除非把俄國與歐洲的資產階級完全毀滅……社會主義的勝利，怎麽能夠到來？”現階段，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其實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務，就是將到手的權力好好執掌下去。於是新政府呼籲工人維持正常生產的進行；與此同時，除了宣稱其施政目標是將銀行收歸國有，以及由“工人當家做主”，從原有的管理階層接過權力之外，新政權對社會主義並沒有多少實際動作。其實自革命以來，以上一切早已實行，現在只不過蓋個章，加上官方認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對人民就沒有更多的承諾了。[5]
而新政權也的確支撐了下來，它熬過了與德國簽的《布勒斯特——裏多夫斯克和約》的懲罰，幾個月後，德國自己也戰敗。這個和約將波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烏克蘭（Ukraine）、蘇俄南部和西部的廣大地區，以及外高加索區，統統從蘇俄版圖中割離出來（其實當時外高加索已不在蘇俄治下。不過後來烏克蘭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為蘇聯領土）。布爾什維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協約各國自然不會對它太客氣。在協約國財力支援之下，蘇俄境內出現了各種反革命的軍隊（即“白軍”）和政權。英、法、美、日、波蘭、塞爾維亞、希臘和羅馬尼亞，各國軍隊紛紛開上蘇俄土地。1918—1920年間，蘇俄內戰打得不可開交，極其血腥殘忍。戰爭到了最慘烈的地步，蘇維埃俄國除了伸入芬蘭灣的列寧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對外海口全部被封鎖，只剩下烏拉爾山一帶與現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之間的俄羅斯中部與西部，成為一個廣大的封閉內陸地區。新政權空空如也，紅軍又匆匆組成，真正幫了共產黨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實是“白軍”本身的問題。“白軍”部隊不但拙劣無能，內部又傾軋不和，與小農群眾間的敵意也日益加深。而白軍的忠誠是否可靠，西方列強也頗有疑問，如何調動那些反叛意識很強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權，實在令人擔心。待到1920年末，布爾什維克終於贏得內戰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