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6/16頁）

於是，出乎眾人意料地，蘇維埃政權竟然劫後余生，從此存活了下來。布爾什維克黨不但維持住了政權，其壽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還要長（巴黎公社曇花一現，只維持了兩個多月。布爾什維克黨掌權之後兩個月零十五天，列寧驕傲欣慰地指出，其政權已經比當年的巴黎公社還長了）。其實，新政權還不僅只此壽數。此後，它熬過了危機災難不斷的年月，德國的占領、國內各地的分離行動、反革命活動、內戰、外國武裝勢力的幹涉，以及大饑荒與經濟崩潰。日復一日，它沒有別的路好走，隨時面臨著兩項生死存亡的選擇：一是解決迫在眉睫的生存問題；一是應對即刻將臨的大難。許許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做決定，誰又有工夫去考慮長遠後果，去斟酌這些決定會為革命帶來何等影響呢？眼前如果猶豫不決，恐怕連政權都將不保，又哪來長期後果好憂慮呢？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革命新政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來一件解決一件。待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從煩惱痛苦的灰燼中重新站起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和當初列寧在芬蘭車站時對它的構想越來越遠了。

無論如何，這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畢竟成功了。革命政權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黨員達60余萬的共產黨，權力集中，組織嚴密，為革命提供了一個極其特殊有力的建國工具。不管當初共產黨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來，列寧不遺余力，一手發展維護的這個組織模式，最終畢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20世紀”涵蓋的這幾十年當中，世界各地的革命政權不論大小，幾乎多少都有一點蘇聯的影子。其二，布爾什維克黨是唯一有心並且有力將俄國鞏固成為一個國家的政黨。正因為共產黨有這份心力，那些與它政治立場不同的愛國軍官，才願意加入紅軍，為其出力效命，紅軍隊伍才得以更快地發展壯大。對這些愛國的舊俄軍官而言，他們當時的抉擇，看重的不在於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建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在於維護國家完整，使其不致淪入像其他戰敗帝國一樣分崩離析的下場。前車之鑒不遠，眼前就有奧匈帝國與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做例子，而史家撫今追昔，同樣贊成他們的想法。因為有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出現，蘇俄的領土才不致步前兩個帝國的後塵，總算保持了這個多民族國家的領土完整長達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讓農民得到了土地。農民是農業蘇俄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隊的主力——緊要關頭，農民們認為，如果讓士紳階層回來掌權，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將不保，倒不如留在紅軍統治下比較保險。1918—1920年的蘇俄內戰，因有農民相助，布爾什維克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後來的事實證明，蘇俄農民當初還是太樂觀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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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寧的心目中，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為達到世界革命——可是這場世界革命，始終沒有發生，蘇維埃俄國卻因此走上貧窮落後的孤立之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在當時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狹窄地限定了（參見第十三章與第十六章）。不過十月革命之後，緊接的兩年之間，革命浪潮的確席卷了全球。對隨時準備作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來說，他們對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並非不切實際。德文國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聽到了號聲”。而這個號聲，便響自聖彼得堡——自1918年蘇俄遷都，移到戰略地位比較安全的莫斯科之後[6] ，又從莫斯科傳來。革命的號聲，洪亮清晰，聲聲可聞。不論何處，只要有工人及社會主義的運動，不論其意識形態如何，都可以聽到革命的號角。而且號聲所傳到之處，無論遠近，也不只限於工人及社會主義的陣營，如古巴的煙草工人也成立了“蘇維埃”式的會議，雖然在古巴境內，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蘇俄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於1917年以後的兩年時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爾什維克二年時期”之稱，其實當地鬧事的左派分子，屬於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列寧的主張南轅北轍。1919年在中國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爾多瓦（Córdoba），也分別爆發了學生革命運動。革命的浪潮不久便波及整個拉丁美洲，當地各類馬克思主義團體及黨派在這段時期誕生。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旋風橫掃之下，主張印第安民族運動的墨西哥強硬好戰人士洛伊（M.N.Roy）的聲勢大跌，因為1917年，當地革命正值最高潮時，自然不談民族感情，反而與革命俄國認同：馬克思、列寧的肖像，開始與本土阿茲特克帝國（Aztec）的皇帝莫克特蘇馬（Moctezuma）、墨西哥的農民革命領袖薩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樣印第安族人的肖像並列，成為當地革命者崇拜的對象。這些人物肖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畫家所繪的大型壁畫上見到。其後不出數月，洛伊來到莫斯科，為新成立的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劃，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運動中主要的群眾組織伊斯蘭教聯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部分是通過當地的荷蘭社會主義者史尼維勒特（Henk 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報紙則寫道：“蘇俄人民的壯舉，有朝一日，必將成為燦爛的太陽照耀全人類。”居住在澳大利亞遙遠內陸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數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對政治理論顯然毫無興趣，卻也為蘇維埃成為工人國家而歡呼。在美國，長久以來強烈堅持社會主義的芬蘭移民（Finns），也成批地成為共產主義信徒。這些芬蘭裔的工人，在明尼蘇達淒清蕭瑟的礦區小鎮頻頻聚會，會中往往充滿宗教氣氛：“只要列寧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熱血沸騰……在神秘的靜默裏，洋溢著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們崇拜著從蘇俄來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簡單地說，世界各地都將十月革命視作震撼全球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