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衰落

納粹現象超乎理性範圍所能分析。其領袖以上天之口吻談世界霸權及毀滅；其政權，以最惡劣的種族仇恨意識為基礎；其國家，卻是歐洲文化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之一。然而這樣的國家卻一心為禍，滅絕5000多萬人口，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無數——其惡行之極致，竟以機械化手法屠殺猶太人達數百萬之眾。史家面對奧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啞然無語不知從何說起。

——克肖（Ian Kershaw，pp.3—4）

為祖國、為理想獻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線，殺敵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麽，死並不存在。沒有人想到自己會死，殺、殺、殺，這才是正事，這才是待你我開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殺，才是你全部意志的體現。因為只有通過殺，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年輕志願軍的書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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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生於19世紀的前朝遺老而言，20世紀災難時代的種種變化發展之中，最使他們深受震撼的就是人類自由文明價值觀和制度的解體。多少年來，起碼在所謂的“先進”或“進步中”的地區，生活在19世紀的人，已經將自由文明的進步視為理所當然。自由文明的價值觀：不信任專制獨裁；誓行憲政，經由自由大選選出政府及代議議會以確保法治社會；主張一套眾所公認的國民權利，包括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任何國家、社會，均應知曉理性、公共辯論、教育、科學之價值，以及人類向善的天性（雖然不一定能夠完美）。而這些價值觀點，在整個19世紀內，顯然在不斷地進步；觀其情況，也勢必將一直發展下去。到1914年時，連歐洲僅存的最後兩家專制政權——沙皇俄國和奧斯曼——也都開始讓步，先後走上立憲之路；伊朗甚至還向比利時借了一套憲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這套價值觀挑戰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傳統的勢力，例如羅馬天主教會，借教義設下障礙采取守勢，防範優越的現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識分子，向既有勢力挑戰，並預言傳統必亡。這些人多半出身“名門”，來自傳統文化勢力的中心，他們挑戰的對象，其實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生活在其中的舊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總體說來這是一股使人煩神的新現象（見《帝國的年代》）。一些既無知又落後的群眾，確應對其抱有戒心。他們一心想靠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人類潛在缺乏理性，恐怕極易為人煽動利用。但在事實上，無論是新興的群眾民主運動，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連其中最最狂熱危險的分子，也對理性、科學、進步、教育與個人自由的信條，有著同樣的熱情，不管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他們的熱情絕不亞於任何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五一勞動紀念章（May Day），一面是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會主義運動挑戰的對象，乃是經濟制度，而非憲政及文明教化，當時以倍倍爾等為首的法、德等國的社會民主黨派，即使組成政府，也絕不會是“人類已有文明”的斷送者。當時，出現斷送文明的政府還遙遠得很。

從政治層面來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實已經大有進展。1914—1918年間，世界雖然爆發了那場野蠻的戰爭，民主卻因而更前進。除了蘇聯是個例外，大戰後冒出來的國家，不分新舊，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議國會性質的政權，甚至連土耳其也不例外。從蘇聯邊界以西，1920年的歐洲舉目皆是實行代議制的國家。自由立憲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經由選舉產生代議議會及（或）國家元首。當時凡是獨立國家，一律采用此制。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記住，兩次大戰之間，全球雖說共有65個獨立國家，絕大多數卻均位於歐美兩洲。而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還在殖民統治之下。獨立國家當中，1919—1947年間，只有5國從未舉行過選舉。而這5國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亞、蒙古、尼泊爾（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以及也門（Yemen）。在這段時期，另5國則有過一次選舉，對自由民主政治的態度，顯然不太友善，分別是阿富汗（Afghanistan）、國民黨執政的中國、危地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當時仍稱為暹羅的泰國。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能有選舉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論上如此——滲透之強之廣了。同樣，選舉的存在和次數也只是表面現象，我們不能由此便斷定一國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來，伊朗曾有過6次選舉，伊拉克則有過3次，而這兩國無論哪一個都算不得民主國家。